丹斯(2020)

由大卫·芬奇执导的黑白电影《曼克》（Mank）近日已在流媒体平台网飞（Netflix）正式上线。这位曾经执导《十二宫》《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社交网络》等众多杰作的导演此前曾表示，《曼克》本应在理想状态下成为他的长片处女作，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如愿，直到近段时间网飞注资，才使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不过光阴流转，《曼克》已经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片了。

芬奇之所以对《曼克》念念不忘，一方面是因为其故事所讲述的人物——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的编剧，其中必然有着不少爱屋及乌的成分；另一方面，大卫·芬奇也无疑是在向他的父亲，也是本片的编剧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致敬。于他而言，父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家，不仅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公民凯恩》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向我介绍电影的人”。因此，哪怕这部影片已经迟到也必须要到，而且仍然会成为芬奇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已经没有办法再称之为“起点”了。

谈及《曼克》，不得不先提及《公民凯恩》。作为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或许没有之一），《公民凯恩》虽然并没有使用过多开创性的电影手法，但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电影百科全书：片段式闪回的结构、深焦长镜头（景深之大甚至需要特效来完成）、低调布光、极低的机位（甚至要在地板上挖个洞）、神乎其技的转场和蒙太奇，种种手法的组合拳式运用让人瞠目结舌。当然，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作品仅仅是时年26岁的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s）的处女作，而无论是一年之后的《伟大的安巴逊》，还是其后的《上海小姐》《奥赛罗》抑或《历劫佳人》，其艺术造诣和成就实际上都并不逊于《公民凯恩》。从这个角度上看，《公民凯恩》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昭示着一个天才的诞生，同时也标示着现代电影的真正起源。

然而，关于《公民凯恩》的编剧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曼凯维奇对剧本的贡献更大，还是导演奥逊·威尔斯对它的改动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公允的研究认为，曼凯维奇的编剧工作是基础性的，奥逊·威尔斯对其剧本进行的修改则具有变革性，而且虽然编剧在影片的成功当中占有一定比重，但也只能算是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一部曼凯维奇的传记电影，《曼克》还是毫无悬念地显示了其对曼凯维奇的支持，并力图在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之间建立起种种联系，甚至可以当作一部声援作来看待——事实上，这些力挺曼凯维奇的努力都是大卫·芬奇的父亲杰克作出的，而大卫·芬奇自己对剧本的一些修改反倒使得整部电影的态度更加暧昧。在影片结尾，影片特地引用了一段历史录音：“曼克，我有一半荣誉呢，去你妈的！”或许正可表明，二人应该在《公民凯恩》的剧本撰写过程中都使出了不少力气，至少对大卫·芬奇来说如此。

总体而言，《曼克》既是一部让人头疼的电影，也是一部能让影迷兴奋的电影，相比芬奇以前的电影来说，这一部对观众的要求明显更高一些。说让人头疼，一方面是因为影片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关系比较复杂，观众只能通过剧情对人物关系慢慢加深认识，并无捷径可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30年代末的好莱坞对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比较陌生，想要真正进入《曼克》所呈现的世界必然有一定门槛；不仅如此，电影还涉及了当时一些美国政治和社会命题，如果对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两党政治的认知比较模糊（尤其对外国人来说），就不易理解好莱坞内部各阶层、职业之间的尖锐对抗，由是也就很难理清故事中的种种线索。

影片的“高语境”还体现在其和《公民凯恩》之间的种种互文关系上：一是情节上的重合，比如电影中多次提到的“玫瑰花蕾”就是《公民凯恩》里重要的、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的谜团。二是人物上的对照，《曼克》将《公民凯恩》的诞生解释为完全出自于曼凯维奇的人生阅历，他所讽刺的人物原型，即报业大亨赫斯特在现实中也确实对《公民凯恩》猛下毒手，不仅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电影的宣传活动，还发起一场反犹太运动并指控导演威尔斯为共产主义者，最终导致威尔斯出走美国，而资本家及其支持者共和党人士的嘴脸又被还原到了《曼克》当中。三是结构手法上的呼应。《曼克》片段式的闪回结构与《公民凯恩》如出一辙，正如曼凯维奇在片中所言，没人能在两小时之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但通过这些片段，我们却足以了解他创作《公民凯恩》的来龙去脉。

如上种种内在勾连让《曼克》的面目显得有些模糊，不过，只要抓住曼凯维奇在好莱坞局外人身份，扼要地理解他的挣扎和困顿也并不太困难：作为知识分子（片中他两度讽刺好莱坞人不读书，恰恰就是针对赫斯特和他的情妇），他厌恶资本主义之下的种种丑恶问题，对工人和底层充满同情，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效劳（“你不是第一格出卖正直灵魂换取高位的人”，曼凯维奇说出这句话主要还是在讽刺自己，而它又与赫斯特口中“街头艺人的猴子”的寓言形成某种呼应关系）。正因如此，《公民凯恩》不仅从艺术角度而言是他的最佳作，更是他编剧生涯中对美国社会以及政治制度最深刻的观察和最偏僻入里的批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人，为何要与奥逊·威尔斯争夺剧本署名权：的确，这便是他一生中能对艺术、对国家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一部心血之作。

除了所有这些，《公民凯恩》和《曼克》两部电影最重要的呼应其实是在时代背景上的相似之处：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是在影射近些年来美国政治的右转。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奥巴马及至特朗普时代本身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极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这也注定大卫·芬奇在美国刚刚结束的中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时间节点前重新拾起《曼克》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

然而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层面讲，《曼克》其实都要比《公民凯恩》逊色许多，将近七十年过去，前者仍然没有在手法层面对后者有任何层面的超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公民凯恩》模仿现实世界，《曼克》模仿《公民凯恩》，或许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无法直抒胸臆，直接与现实连接，而要屡屡回到历史当中汲取养分了呢？这种对历史的虚构与重新书写，如果并不涉及某种真正的“再发现”，而只是再次戏说、推导和演绎，它又怎能像《公民凯恩》一样直抵人心？又或许我们该问，网飞涉足电影领域，帮助众多导演完成他们一直想要却未能实现的作品，究竟是看中了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还是艺术成色？作为电影界的全新资本巨头，网飞到底让电影更加创新，还是更加保守？

这个条目下目前真的有影评吗？

周末去影院看的电影，作为一个老电影爱好者看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里面对制片厂时代的细节塑造出色，可以说是这十年来各种相似时代背景的“申奥”电影中最佳。

不过我真的很怀疑，这个电影对现代观众是不是毫无看点？

列一下我能记起来的点，等着Netflix上线后各大迷影公众号出长文（据说诺兰今年出新片时已经让影评人们赚上好几篇稿费，芬奇出手应该也能开张管到跨年吧？）

- MGM & Mayer: 拍那个时代的好莱坞怎么可能没有MGM和Mayer，虽然名字在公司里，但Mayer其实不是MGM所有人。

- Thalberg的政治立场：天才制片人他在1934年州长选举时做的不光彩事之前就有所了解，没想到这部分剧情在Mank比《公民凯恩》重要多了。最早是在哪个纪录片或者哪本传记里看到的不记得了，但是这部纪录片里应该有讲。一句无关八卦，据说March夫妇经常在Thalberg家的聚会上试图安利socialism，但被婉拒。March夫妇绝对是另类，毕竟当时的好莱坞明星铁杆GOP支持者不要太多，可惜这并没有让他们在中文互联网上知名度更高一点。

- Marion Davies：可以看一下这部关于她的纪录片

Captured on Film: The True Story of (2001)

暂无评分

2001 / 美国 / 纪录片 传记 / Hugh Munro Neely / Charlize Theron Jeanine Basinger

她还有一本回忆录，里面说Hearst和她从来没有看过《公民凯恩》，这部分内容搜一下可以在Orson网站上找到原文。

我个人很推荐Marion Davie在 Blondie of the Follies 里模仿《大饭店》中的嘉宝那段，不过也不指望有公众号做cut了。

Davies侄子（还是外甥？我没考据）Charles Lederer 是位编剧（《女友礼拜五》），也是这部电影里重要的配角之一。Lederer第一任妻子是Orson的前妻，希望有公众号到时候好好八卦一下。

- Ben Hecht：Lederer到派拉蒙见到Mankiewicz兄弟的那场戏简直就是好莱坞三十年代知名编剧一览。不过这种可以做一个剧集主题的编剧在里面过于背景板了。Herman的孙子（就是现在TCM的主持人）说起Hecht在他爷爷去世后给他家人写的信都对文笔赞不绝口。

- Joseph L. Mankiewicz：得到了当事人女儿认可的英俊演员。感觉Mankiewicz在编剧工会和导演工会的经历很有趣，打算补一下他的纪录片。电影时间线里他还没有开始当导演，后来做了导演，拿了很多很多奥斯卡。

- David O. Selznick：DOS的成功体现在就在这么一个理论上和他没什么关系的时间线里，几句对白里依然透露出了他六年里至少效力了三家公司（派拉蒙-米高梅-他自己的SIP，RKO好像没有出境）。“派拉蒙不拍恐怖片，我们不是环球”那段还有Sternberg出镜，虽然DOS在派拉蒙时并没有监制过JVS的电影。

我本来就想随便写写，结果还是超了字数，期待各大公众号的考据文。

马克哈里斯（Vulture专栏作家）

《曼克》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

《曼克》影像 照片：Miles Crist/网飞

大卫芬奇的第11部长片《曼克》是一部充满激情的项目，它并不像其他芬奇简历上的作品——一部以黑白形式拍摄的戏剧，关于成就好莱坞声名显赫年代的那些时光里，导演称之为导演和编剧之间“强行实现的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悲喜交加的极致情感。通过讲述一个并不可能的英雄：赫曼J曼凯维奇（加里奥德曼饰演），一个从新闻人变成一个电影编剧，并和奥森威尔斯合写了（或者独立完成，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公民凯恩》剧本的故事，影射了黄金时代好莱坞片厂政治的无情。

电影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并于12月4日在网飞上线，它的每一个框架都满载导演对电影历史和制作的挚爱和不带个人情感的观点。它同样承载了不曾预料到的冲击力，这种由媒体操纵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创造力带来的政治反响，在30年前芬奇的先父杰克最初写剧本时是不可能被预料到的。《曼克》对于芬奇来说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个人电影，不仅仅因为它是对他2003年去世的先父作品的纪念，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芬奇父子俩在芬奇还是个年轻男孩时关于电影的激情对话的延续。它的历史同样扩展了芬奇的整个电影拍摄生涯——最初的草稿是在他去导演第一部电影前写出来的。在一个漫长的周末里进行了两场采访，导演畅谈了将电影搬上银幕的过程。

马克哈里斯：当你拍摄《社交网络》时，你告诉我在制作过程中，你时常对艾伦索尔金说：“我们正在制作约翰休斯版本的《公民凯恩》。”你和我都在差不多相同的年龄，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是个电影迷。甚至在我看《公民凯恩》之前，我就从世所公认的常识得知这是影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电影”

大卫芬奇：确实。我父亲，因为他曾是一名记者，他一直信奉最伟大的娱乐是由懂得真实世界的人写就的，他对于《头版头条和〈公民凯恩〉》的热爱理所当然支持了他最好的电影是植根于创作者现实的想法。在我大概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开始解释他对这一观点的坚持和动画如何制作，以及打孔的赛璐珞片（旧时的胶片）概念。他对我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至于即便在那个年龄我就非常确信，电影会是我毕生的工作。当我们聊起非常愚蠢的话题，比如“披头士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时，他会说“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当问题变成“最伟大的电影是什么”时，父亲会不加思索回答《公民凯恩》。我记得在我12岁时我告诉父亲我们会在电影鉴赏课上观看16毫米版本的《公民凯恩》。我有点沉默因为……一部33年前的电影？它就像岩石壁画一样古老。但当我观看时，我被震惊了。先不去理解到导演上的精湛技巧，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绝对的真实感，不像《精灵猫捉贼》和《万能金龟车》（两部都是60年代儿童电影）这类我之前看过的片子，我被深深震撼了。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我过去没有理解但很多层面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

马克哈里斯：听起来像是在你还在看儿童电影的年龄它就震撼到你了。

大卫芬奇：在我们家，我父亲相信质量大于数量。我爸爸是在一个电影院里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他母亲一直在工作，所以他会在没人管的情况下花很多周末时间看同样的汤姆米克斯西部片三遍，对他来说，这是个宁静且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去看《西部世界》（1973年电影，非当下剧集）或者《再世风流劫》（1975）他也无所谓，但他会说“那都是垃圾”。他对我看烂电影非常宽容，但他也会在我9岁时带我去看《奇爱博士》，在我7岁时带我去看《2001太空漫游》。直到我青少年中期，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去看电影。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异形》时跟我爸爸说“你跟我一起去”，然后看到他局促不安地遮住自己的脸。

马克哈里斯：你父亲跟你说过赫曼曼凯维奇么？

大卫芬奇：我不认为我父亲甚至意识到了曼凯维奇。我第一次接触到《公民凯恩手册》还是在高中的缩微平片里。

马克哈里斯：那你在缩微平片前花费了不少时间。

大卫芬奇：我父亲在他图书馆里有这本书。直到他从写杂志故事的工作退休后，他说：“我想写一部剧本。”他那时候大概60还是61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写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说：“你干嘛不写赫曼曼凯维奇呢？”他被这个主意打动了，于是提笔用他最好的文笔去创作，但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浮夸妄自尊大的品格而被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故事。

马克哈里斯：什么时候这成为了你自己事业中的依据？

大卫芬奇：我那时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我正准备去做这个。当我去Pinewood工作两年（指拍摄《异形3》）并且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感觉自己似乎是一把被雇佣的枪，用来为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整合媒体集团制作图书馆索引。我对于编剧和导演该如何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我有点厌恶这种反导演主创论式任务。我觉得剧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执行合作的观念：你也许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需要将拍摄电影过程中很多不同的规矩和技巧限制考虑进去，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你会错失这一部分的储备。剧本就像是鸡蛋，它需要被给予别的物质才能去创造细胞分裂到达特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才会在三维里是可游戏的，在二维里是可记录并且可以展示给他人观看的。所以对于我和我父亲来说非常有趣，因为很明显我当时是很支持他的。但当我读到了他的初稿，我想，这多多少少是对威尔斯形象的诋毁。当我12岁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威尔斯如何扮演了每一个角色——编剧、制片人、导演、明星。所以我知道那一部分的他对威尔斯怀有敬畏。然后剧本出来后，我想“哇哦，这又是谁？”

马克哈里斯：我对《曼克》非常喜爱的一点在于它对曼凯维奇怀有很强的同理心，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反导演。

大卫芬奇：初稿就感觉像是复仇。我对我父亲说：“你在谈论两个人在四十英亩外立桩标界，并且两人永远不会见面。如果你拍电影，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你这样写是不对的。”在他所有关于电影制片人的杂志故事中，他知道那些行话，但他并不理解愿景在哪里结束，实地调查又从何开始。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我放手去拍《七宗罪》。他发现了厄普顿辛克莱（注：美国作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屠场》，创作很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写作之外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曾参与两次加州选举落败，第三次即电影中对共和党人梅里安的选举，那次获得80多万选票但最终还是败选）史诗般的政治活动经历；他了解到了片场巨头欧文·萨尔伯格和路易斯·B·梅耶（注：梅耶是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米高梅的名字即米特罗、高德温、梅耶三人名字组合而成。梅耶任上是米高梅最为辉煌的时期，梅耶当年也被成为“好莱坞之王”，著名的学院和奥斯卡奖也是在他提议下创立的。欧文萨尔伯格20岁运营环球，24岁和梅耶一起入主米高梅做高管，在两人经营下拍摄了一系列知名电影，试映也是由萨尔伯格引入的，萨尔伯格37岁英年早逝，之后学院为了纪念他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表彰后来的优秀制片人）如何跟赫斯特结伙，通过截取假的反辛克莱新闻片段制造某种先锋性的假新闻。

马克哈里斯：在经历了梅耶和萨尔伯格对辛克莱的竞选活动的所作所为之后，电影暗示曼凯维奇感觉自己牺牲掉了自己的品格。

大卫芬奇：最初当我父亲把剧本给我看时，我说：“我并不明白这如何会是奥森威尔斯和赫曼曼凯维奇有问题关系的写照。”杰克非常认真地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某个人发现了他们的话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年人盘点他毕生的贡献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触动。我对这并不敏感，因为我当时只有30岁，我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当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惊为天人的躯干，它需要长出红血球细胞去构建起这个关于一个人找到发声渠道的故事。你如何从渴求自己孩子的机智父母那里获得灵感并在好莱坞终结？赫曼和他的兄弟约瑟夫站出来帮助保留电影行业的话语权。我一直非常确信赫曼认为他过着贫民窟一般的生活，我知道我父亲也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三个可以互相关联的地方。我记得当我拍摄音乐录影时，人们总会说：“哦我的上帝，是你做的那部乔治迈克尔MV？真是太棒了！”我那时会想，克制自己，这仅仅是和一群超模拍摄的音乐录影。我可以和那些产生关联。

马克哈里斯：你们当时还保持一起工作吗？

大卫芬奇：我们从未非常透彻地去深挖它。我不想说我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说他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我放弃了他，或者相反他放弃了我。但是在我30岁的时候，和我现在接近60岁时的状态不同，当时对一个人留下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多少共鸣。所以这个项目当时停滞不前。

马克哈里斯：把厄普顿辛克莱的州长竞选引入剧本现在看来有不可思议的反响。

大卫芬奇：以哪种方式？

马克哈里斯：嗯，除了假新闻的角度，你已经抛弃了好莱坞一直是一个进步和自由价值观堡垒的概念。

大卫芬奇：自从辛克莱的故事被嫁接进来，我们发现了一个中间地带，在这里我们拥有了一幅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更准确的画像。我不认为赫曼曼凯维奇会在不了解赫斯特的情况下写出一部有损他形象的作品。我认为曼凯维奇投入这件事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当他开始创作时，他被某个不限制他的人鼓励，那个人一直说“继续深挖，继续前进”，他最终写出了他满意的作品。

马克哈里斯：在这方面，有两段话想请你解读一下。一句是来自凯尔的文章，她写道：“导演应该掌控一切，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有创意智慧的人，而是因为只有他掌控一切，才能解放和利用同事的才能”

大卫芬奇：宝琳凯尔（知名影评人，70年代发表文章《凯恩培养之路》，文章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功劳完全归功于曼凯维奇，而非奥森威尔斯）对看电影非常在行。但她不知道的是制作电影是非常费时费力费成本的，我相信凡事都是可以设计好的这种观点，最终会损害电影行业的发展——就是电影制作过程就像是NASA如何运作的观点。是的，O形环可能会出故障，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在测试焊接、螺栓、电力，当它从发射台起飞时你会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最初想做的。”电影行业不是这样的。电影行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精品时装店，它讲述着冒险故事。公司里的每一个设计师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你要在模特走T台前的45秒把所有衣服缝到模特身上。这是一场狗屁不通的表演，一场极致混乱的马戏团表演。它并不冰冷，也无法计算，它是一门温暖潮湿的艺术。

马克哈里斯：另一段话来自于你父亲的剧本，当《公民凯恩》的初稿为威尔斯写好时，曼凯维奇说：“我为他创造了一种严密的叙述方式和一个建设性的方向。他如何接手，那是他的工作。”这是你认为编剧如何看待导演的，还是你如何看到一个导演的工作？

大卫芬奇：我觉得这段话是一个编剧对于自己剧本的最大期望：“这是我作品的终点。我的部分就在这结束了。”然后，就像超人飞上天。我认为《公民凯恩》剧本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赫曼把它写得很好。“哇，谢天谢地我的名字不会在上面出现，我要再工作了”他脱下手套，然后竭尽全力写作。毫无疑问——威尔斯是个他妈的天才，事实上这作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惊为天人。任何一个站在他肩膀上的人都对他心怀敬畏，但话虽如此，我看过他自己写的剧本改编电影，跟《公民凯恩》不是一个级别。

马克哈里斯：在多大程度上你觉得曼凯维奇的故事会成为一个有警示性的传奇？

大卫芬奇：我从未想过要让它变成一种警告。我认为这是关于酗酒的两个方面。一个玩火自焚的家伙，和另一个人们会说“天呐，他喝醉之后变得有趣多了”的人。看着一个人的妻子不得不帮他脱去衣服挺可怜的，但这也是他真实的一面。有时候这些人醉酒后比正常的时候聪明十倍。则绝对是一个矛盾的观点，但对我而言，这更真实。

马克哈里斯：因为故事线里关于虚假新闻和竞选电影的制作如此贴近当下，我很好奇在你父亲去世后你是否花费了更多的功夫去完善剧本。

大卫芬奇：我父亲2003年去世。我们在1997还是199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把它拍成电影。但在拍《战栗空间》前后我们放弃了。到2001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同意拍到不同意的过程。它被放置到书架上，然后我父亲病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在接受化疗并且谈论这件事。但在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他时日无多。我们对此达成了和解。直到我完成了《心理猎人》的拍摄，辛迪霍兰德（网飞当时负责原创内容的副总裁）和泰德萨兰多斯（网飞CEO）问我：“你接下来想做什么？你有什么你一直想做的项目吗？”然后我说：“是啊确实有。”我回家重读了一遍剧本，然后我想：“哇，它在这里放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变得紧迫得多。”突然间，这个信念变得清晰起来，我把剧本给了他们，他们说：“我们来做这个。”于是就促成了现在的电影。但是早在2000年，要让人理解这些假新闻的含义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会说：“你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所以，有些新闻片是假的——那又如何，你还是得为他们的努力给A！哦，还要拍黑白片？算了吧谢谢。”

马克哈里斯：所以黑白拍摄一直是计划的一部分？

大卫芬奇：一直是。有不少人说：“除了黑白拍摄这部分，还有年代这部分，以及单声道这部分，还有这是关于写《公民凯恩》的家伙这部分，我们爱其他一切。”然后网飞，因为他们想成为一切的存储库，决定把我们归入一切的范畴。

马克哈里斯：剧本有多少是被重写的？

大卫芬奇：Eric Roth和我重新读了一遍剧本，把里面所有一切都聊了一遍。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牛牤，我是说他能暗示所有刺激的感知。他能对他压根不懂的事物乱侃一通。我们开始谈论的第一件事就是杰克写的一个场景里，曼凯维奇被告知：“这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因为手铐现在被解开，我不需要听命于任何副总裁，我在这就是要去拍我想拍的任何电影，所以这只有你和我，伙计。”Eric说：“哦天呐，这太可怕了。”我说：“你看吧，这就是你懂得但是杰克不懂的事。”那就是，你找来一个专业的文字匠人，然后对他说：“‘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你只管做好就行了。’你得回答会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被困住了。”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一起谈论的人。看吧，没有人比我更尊重编剧。你和他们在战壕里，他们也和你在同一战壕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如此灼热、盲目的诚实和脆弱。你必须能够说出：“这是你写过最糟糕的东西，”和“我不敢相信你会试图用它来搪塞我。”他们也必须能够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想把目标定得更高些？”我们有办法去推动、刺激、鼓励、羞辱对方，所有这些事，在亲密关系中，都必须是公平的。

马克哈里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呢？

大卫芬奇：我们在没有制作人的情况下拍完了《心理猎人》第一季，期间每周基本上我都是精疲力竭的高压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准备第二季的剧本，最后我看了下剧本，觉得这剧本我一点不喜欢。所以我们把它扔了重新开始。我请来了考特奈·迈尔斯，她曾作为助理导演与我合作过，并且也想写这个剧本，她最终成为了《心理猎人》的联合制片人。但这是一项每周90小时的工作。它占据了你生活中的一切。当我完成的时候，我非常疲惫。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能力去做第三季。”

马克哈里斯：你在匹兹堡待了很长时间吗?

大卫芬奇：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不是年复一年，而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年大概花了六七个月。我们在那里有一间公寓和一辆车。《心灵猎人》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马克哈里斯：那么在你看来《心理猎人》完结了吗?

大卫芬奇：我觉得很可能。听着，基于它的观看量而言，这是一部昂贵的剧。我们讨论过“先拍完《曼克》，然后看你怎么想”，但是我真心不认为拍第三季花费会比第二季少。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现实地认识到，你能拿到的美元必须和它能吸引到的眼球对等。

马克哈里斯：曼克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大卫芬奇：我们从去年9、10月开始拍摄，一直拍摄到今年2月底，正好卡在疫情停摆之前结束。

马克哈里斯：《曼克》里的表演风格很明显感觉像前白兰度，前方法派演技。片场每个人是如何快速适应你的步伐?

大卫芬奇：我认为，在现代电影表演中有一种感觉是，你应该扔出你有情感的蝴蝶球（投手投出的不旋转球）。这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但我们选择接受了一种老式的表演风格，那就是你击中目标，说出你的台词，不要撞到家具上，然后继续前进。所以刚开始的几天很有趣，就是让演员大声喊出来。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最开始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马龙白兰度为电影带来的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也是一种诅咒。要超越那种“我是带着情绪来演戏的，我只能做几次以确保镜头对焦准确的想法，那种想法在这里不适用。

马克哈里斯：让你的演员们达到电影的鼎盛时期风格有多容易?

大卫芬奇：加里奥德曼什么都能做。如果你对其他演员说，“你需要像乔治·桑德斯（英国演员，代表作有《四杰传》、《蝴蝶梦》、《国际情报网》）那样做，”他们会问，“什么?那是谁啊?”但Gary和Charles Dance，他们会扬眉点头微笑，他们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和其他某些人……让当下那些没有见识过我们曾习以为常的大声讲可怕台词表演风格的年轻演员去调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像，“这不是一个问题。当你在结尾提高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你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很多这样的小事情需要进行调教。

马克哈里斯：影片开始制作时，加里·奥德曼61岁，比《公民凯恩》上映时43岁的曼凯维奇年长很多。但我知道Kael暗示他演曼凯维奇显得年纪太大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呼他为“被毁的人”。

大卫芬奇：你看我现在58岁。Gary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和我一样大。赫曼，当时43岁，看起来像55岁。到他55岁去世时，他看上去已经70岁了。赫曼生活困难。他的烟瘾酒瘾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同样，我们可以找一个43岁就已经枯萎的人，但在我的片场，只有最佳男演员才能赢得角色。

马克哈里斯：新冠疫情对你有影响吗?

大卫芬奇：我们原本打算整部电影都取外景同期声拍摄。但外面人太多了，在洛杉矶你随便去哪个街区都能听到吹叶机的声音。我们没有按照原计划做那么多，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别的。因为(芬奇笑)，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拍了几张照片。所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地方窃取音频进行后期配音，我们最终不需要在外景拍太多内容，这非常棒。因为疫情期间这被证明是最奇怪也最灾难性的处理方法之一。

马克哈里斯：以何种方式?

大卫芬奇：我们走进制片厂，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后他们会带着喷雾器进来对房间进行抗病毒药剂喷洒，我们会离开半个小时，然后回来拍六七句台词后离开，然后他们再进行熏蒸。这简直让人崩溃。阿曼达塞弗里德在她在纽约北部家中完成了所有她的戏份。他们给她送去了一整套装备，她通过Zoom完成了所有的后期配音。

马克哈里斯：这部电影听上去像是在制片厂年代创造的作品。

大卫芬奇：声音设计师Ren Klvce和我几年前开始谈论我们如何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档案馆发现的——或者是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地下室里等着修复的作品。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像20世纪40年代电影风格。音乐是用老式的麦克风录制的，所以它的边缘有一种嘶嘶声和喘息声——你可以从弦乐中听到，但你主要还是会从铜管乐器中感受到。你听到的会是一个复兴的歌剧院，一个正在放电影的的老剧院。这很有趣因为我为一些人演奏过，他们会问，“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它听上去好暖。”我回答说:“嗯，你说‘暖’时指的是，它听起来像一部老电影。这听起来像拟声。”我们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混音上试图找出如何让原子分裂的办法。视觉上，我们的想法是拍摄超高分辨率的影像，然后再降低它的分辨率。所以我们把几乎所有东西都拿来了，并把它们软化到一个荒谬的程度以达到和那个时代的电影质感相同的目的。为了让它有看上去和老电影质感相同，我们可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分辨率，然后我们在上面画上了小划痕、小凹痕和香烟烧痕。

马克哈里斯：我注意到你放了换卷圈。

大卫芬奇：是的，我们把原声带做得像换卷轴一样有破裂感。这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感到舒适的声音之一。它们如此细微以至于在你听到它们之前很难感觉到。它有一种我们最终称之为“神韵”的东西。这些微小的破裂和裂纹感，真的非常美丽。

马克哈里斯：你现在在顶尖导演行列中，但你和编剧共事却不自己写剧本。在当今这个导演编剧经常合体的时代是非常不寻常的。你不会把给自己署名编剧，尽管有写剧本我非常确信你在剧本完成上做出了贡献。

大卫芬奇：我不是编剧。我不会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而去署名。听着，我是一个编剧的后代。我没办法做这个。我亲眼目睹过某人把一张空白纸放进一部1928年产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前然后坐了45分钟。我知道那有多寂寞。

让我这么说吧，（《出租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说“你在和我说话吗?”是即兴表演，那么是否意味着罗伯特·德尼罗应该被视为《出租车司机》的合作编剧呢?不，在我看来，这句话应归保罗•施拉德所有。施拉德为大家提供了背景，让大家了解这个角色是谁，以及他想要什么。显然罗伯特·德尼罗是个天才，马丁·斯科塞斯说:“这句台词会出现在电影里”，他也是个天才。但这是否会降低施拉德的成就，就因为他在这一时刻做出了如此精心校准的X, Y和Z？我的态度是：你不会因为这一句台词而获得一张美国西部编剧协会会员卡。

马克哈里斯：很明显，那人就是你父亲，所以这就带来了整个……

大卫芬奇：是的，毫无疑问。我不想自作多情，但我想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爱是由某人给予的，只有和他我才能谈论并真正挖掘这个故事——然后他去世了。我确实和Cean Chaffin（芬奇的妻子兼制片人）谈过。她说，“在这中间你为自己做了多少?”她对我说:“你他妈的想这部电影想得太久了。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部电影里有些演员在剧本写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生。花两年时间做视觉预览已经足够了。二十年太多了。我有9个版本的剧本在我书架上。我要清空那个书架，是时候来个深呼吸做这部电影了。

马克哈里斯：几年前我们谈到马克·扎克伯格还在念本科时候的事，你说:“我知道这就像才21岁时就试图去执导一部耗资6000万美元的电影。坐在一屋子的成年人中，他们认为你很可爱，但他们不打算让你控制任何事情”，这让我好奇你是否也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威尔斯？

大卫芬奇：当你25岁的时候，你没法知道什么你知道和不知道。如果有幸你站在葛雷格•托兰（《公民凯恩》摄影师，他在片中对深焦的使用被认为是这种拍摄手法的巅峰之作）身边确实会很有帮助。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凭借出色的剧本、出色的摄影师和出色的作曲，拍出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电影是非常复杂的。它会花费很多钱，也有很多自大的人从事其中，当这些被放进到舒芙蕾中，它仍然被期望比空气还要轻。威尔斯和曼凯维奇是非常需要彼此的人。对赫斯特的追踪带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傲慢。这正是曼凯维奇想要做但之前没做的，但正是这位年仅23岁的《世界大战》导演顽皮的笑容让曼凯维奇的梦想成真。我想谈谈这个。我想谈谈合作。如何解决赫曼·曼凯维奇这样的一个麻烦？你如何把他赶出他的舒适区？你把他从那些能让他变得一团糟的陷阱中带离，你把他赶出沙漠，给他安排一个时间表，结果得到的仍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有趣的东西却从中诞生了。

原文地址：

Nerding Out With David Fincher

翻译时间仓促，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公民凯恩 (1941)

8.8

1941 / 美国 / 剧情 悬疑 / 奥逊·威尔斯 / 奥逊·威尔斯 约瑟夫·科顿

奥逊·威尔斯如果能算作世界影史或美国影史上几座高山仰止的“山巅”的话，那可以称之为其奠基的山脉，则必然是大名鼎鼎的《公民凯恩》。

上都庄园的围墙铁门和电影的第一幕挂着这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NO TRESPASSING”-“闲人勿进”，一位重要的美国人、报业大王 查尔斯·福斯特·凯恩 拒绝人们走进他的世界、他的人生，对于未知的神秘来说，凯恩死之前依旧不能释怀的 Rosebud-玫瑰花蕾 令人着迷，凯恩奢华的宅邸、生活、花边新闻、政治抱负、远大理想是人们渴求探知的深层动力。

进入《公民凯恩》的文本，理解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旅程呢？在文学中，观者（我）可以把书中的“我”与观者自己联系起来，进入文字构建的世界；在电影中，则是观者（我）把一个想象的、意向性的“自我”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人”理所应当的作为他而存在，我从而参与其中，也就理所应当地为观者提供了某种虚拟性和象征性的满足。一个他人于我的客观存在，肯定要通过某种链接才能与我的主观联结到一起，不难想到，只有在涉及到记忆时，他人或我的主观性才能是真正主观的，所以其实影像也只有在涉及记忆的时候，才能真正是主观的。这时，主观映像通过再现一定的个人视点，成为与在场的一个人有关的一段过去现实的现实化表现，这个人的具体行为历历在目，代替内心独白的画外音解说，明晰现在与过去的距离，把影像抛入内化的反思，感觉，和以感觉获得的印象，与可以解释它们的行为同时出现，赋予影像可以切实追求的唯一真正主观属性：记忆的现对化、思考的现实化、属于过去经历的个人印象的客体化。但这一主观属性绝对不会是直接的主观性，简言之，这只是观者自我通过对即非他亦非我的想象共同体的认同，体验到的主观性。

记忆体现在《公民凯恩》中，就是大量的闪回，闪回呈现正在回忆的人所想之事物，这些事物总是与它们展现在前面段落中的景象相同，或与观者“直接”在事发现场可能见到的景象相同，此时的记忆活动本身即可证实主观性，所想之事物不再是放入现在的一个往事“片段”，而是通过记忆对往事的重新结构，回忆视点也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回忆者的视点，而成为了隐形见证人的视点，恰似不复存在的上都庄园建造者今时今日对庄园的复原，而并不是庄园设计者对庄园的设想。忆及事物借此呈现在意识中的行动是记忆诸多特质的其中之一，回忆按照所记忆事物的顺时时序流变就只可能是一则妄念，所以回忆呈现为个人视角下的目光结果，如同注视往昔照片，仿佛在俯视自己昔日生命历程中重要时刻的既视感，这些时刻，按照当下思考为参照的心理结构组成语源彼此对照，叙事者的在场和其心理独白，把经过现对化的回忆内容抛回到过去，成为他/她当下自我的一部分，可以告诉观者有关他/她的讯息，影像中以非顺时时序方式重现的、从不同角色角度呈现在意识中纷纷扰扰的行动带来的思考，就把往事归结到了流变之中。

在《公民凯恩》中，主人公凯恩的生平是通过若干个人物的回忆重构出来的，每个人在记者的问询下对凯恩做一番描述，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并不是凯恩的原貌，而是几位叙事者在特定时刻对他抱有的看法，不同人、不同时、不同生命时期的往事追忆，无疑是浮现在记忆中又往往取代真实人物面貌的，各个时间维度为构成元素组成的“心理空间”，其构成就来自与多个现实和现时化视点的冲突。这里涉及的现实和现时化，是一种严密的“框架”，或多或少会使预先设定的人物直奔自己的既定命运，“框架”之中被选入的情境可以按照巧妙安排的结构保持平衡、彼此配合、相互呼应，事实上，一个人或者说凯恩的一切行动都置于一个实际时间流程之外的某个“时刻”，这个时刻又凝聚着行动的全部后果，那么这场行动就仿佛命定的天数一般，不可避免，就好似影片开头凯恩的死亡、逝去前嘴中念念不忘“玫瑰花蕾”的时刻映照出的命运。所以，《公民凯恩》“悲剧”特征的超验性主要并不来自内容本身，而更是来自于结构的效果，内容本身原则上就与结构互为依存。而《公民凯恩》不同时、不同向的多轴透视，集合各个情境重现凯恩的一生，构成对特定往事的现在时回顾，不过，这只是审视围绕凯恩的各个当事人有关的方面，并非对凯恩的回顾，其中凯恩的“演变”其实是“第二任妻子苏珊”、“凯恩的总经理伯恩斯坦”、“凯恩的密友杰德·李兰”、“管家雷蒙”等拼凑而出的，各角色的主观时间不是凯恩本人的主观时间，而是讲述凯恩几个角色的主观时间，他们转嫁自己的时间到凯恩之上，从而使时间客观化。只能从“外部”看到凯恩的外部性，既是主人公的客观真实性就是他人的主观性，客观性成为了人物真实本相最好的掩饰，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客观现象就是物自体最好的遮掩。

所以《公民凯恩》所谓第七艺术的现代性“序言”所叙，电影终究是人创造出来认识自身的形式意识，虽然想感知自身就先需要感知现实，而唯一可感的现实，即是现下正在被体验的时间现实，第七艺术亦或其他艺术形式都有力不逮的难处也在此，因为现实有且只有这一种，就是唯我们生动存在的形式，电影通过等价形式转现现实，恰恰需要让情节动作以现在时态展现出来，使观者体会到影像中人物“实际经历”的时间延续。电影的形式是二次创造，亦因为它原则上就必须借用具体现实，观者只且只能了解和把握必然以某方式客体化的他人故事或他人记忆所指，这些故事和所指对观者自身的意义各不相同，所以观者不可能全然参与到一个流动在意识内的主观现实中去，这种一定会存在的“距离”得以让每位观者保持最起码的清醒意识。

赫尔曼·J·曼凯维奇写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借用彼时真· 出版巨头、报业大王威廉·朗道尔夫·赫斯特为原型的虚构传记，把几个人对同一人、同件事的描述交织，而且必须把每个人对自身和经历的看法与别人对他的看法联系起来，如此非单一而是多元的意识表现复像重现情感的参与，就令本身就是虚构，为了使人物“仿佛”栩栩如生存在的人物“内心”实体化，实际存在的赫斯特也即对应电影中的凯恩，是多重意识交织本身的结果，这是主观个体所做不到的，也即人生而为人，必定要去与他人交织、我与我们必然是为一体的人生真理。《公民凯恩》伟大之处也在于以实写虚，再以虚入实的影像身体力行地诉说着人生在世的某种合目的性，虽然作为观者的你可能并不喜欢，也不想了解凯恩或赫斯特，但你肯定能清醒地想了解认识你自己，那么他人之镜既是最好的方式，这同时也正恰恰是《公民凯恩》作为电影，电影作为并非真·现实的现实的某种电影本性，即电影的现实与真实现实的交织，也可以认识电影自己，此刻的电影与人在如此千差万别的维度产生了协调，也进一步验证了“人生似电影，电影如人生”般电影认识人的现代序言的合目的性。

以此进入《曼克》的世界，最先入眼的，既是大卫·芬奇直接用文字打入的背景介绍，那么症结首先就能明白，这应该是除了懂行的行内人，都可能少有人更别说大量观众们根本就不晓得所述人物和背景所致，这与《凯恩》开场运用画面视听叙事的既定悲剧命运相比，可以说相当简陋了。

紧接的复古风标题和演职员表，也就能大概明晰芬奇在这部电影里想追求的视听风格，故事在接下来的现在进行时前进了一段后，伴随着直接把剧本页场景直接打到荧幕上的闪回起始，一幕幕的切分呈现了十足的戏剧特色，电影的叙事风格也就初见端倪，芬奇在这里采用的是现在时和过去时双线平行叙事来展开故事。现在时里，是曼凯维奇写《公民凯恩》的剧本，其中剧本的最终完成是确定性结局所以不存在神秘，大体会以反讽为张力为主；在过去时中，是曼克在写《公民凯恩》剧本之前的过往，也是其剧本真实的灵感来源，大体也可视为揭示往事的反讽张力为主，结合各种经历的神秘和未知构成悬念，在两线交叉后构成现在时真实的心境，也即结合现在时中曼克“悲惨”的写剧本、被催稿的遭遇，形成共情，不难发现，两线如果最后交叉，心路历程的变化才是其真正的悬念所在。在《曼克》的故事里，过去时和现在时都采用反讽无疑是为了扩宽人物不同的立体知面，但这样的处理又必然会陷入自我解构的境地，因为二者都依托与《公民凯恩》的剧本完成了这一事实，一旦明白了为什么曼凯维奇会写《公民凯恩》这一剧本即立刻封闭，那么现在时线里，一开始的反讽在中段剧本完成后就已经实际上失位进而失去张力，只在不断来访的故友们劝告其如果拍成必然惨淡的未来，而沦为近似嘲讽的反讽，进而只等待过去时的反讽线来封闭它而已。芬奇在这里加入了对于剧本署名权的博弈以此来寻求突破，那么在此就将会面临上面所述解构的必然结局，因为只要获得威尔斯首肯署名，则过去线不屈斗争、不为名利只为理想的意义就在此全部消解，观者共情丧失，成为强行作戏；而若没有获得署名，现时线的一切才能以真正的无望虚无收场，但观者早已基于更高的信息层面与其分离，其中的共情也必然丧失，变为了强行作戏。那么在过去时线中，稍显左翼的政治理想主义的破灭，好友的饮弹身亡，身处高位却与高位之人格格不入的天然性格就使其陷入一种不因结构只因内容产生的悲剧色彩，进而削弱两线先平行后交叉后的现在时线中，天才编剧命定的幻灭，只剩下一名理想主义者式奋斗失败后的自毁。与《公民凯恩》倒叙多线反讽相比，《曼克》的双线平行交叉反讽无疑只借助了曼凯维奇正直、友善、坚定的真人故事本身自带的悲剧力量，而少了一层维度，而芬奇最后安排雷电华公司为其署上编剧名和学院提名，并最终折桂小金人，奥斯卡颁奖礼成为其一定要加上的圆满表意，则沦为芬奇自顾正名的心结之作。

视听调度上，芬奇在“室外”景上拍出了明显的“棚拍”风格，收音意外地空旷与外扩，大概能隐约猜到其景深的云彩、青山、树木等都是用特效作出来的；室内戏上，则大量戏仿《公民凯恩》又审慎使用景深镜头，但又少了芬奇一贯强迫症般感官控制的执拗。这其中的原因，相信则是芬奇为了证明黄金年代好来污棚拍的“无所不能”而故意为之的风格，又坐实了叙事上反讽，即用棚拍搞定一切内外景，又拒绝自己一贯的视听套路风格的叛逆。

对比《公民凯恩》与《曼克》，两者的“互文”就恰似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互文”，这种“互文”里，隐含了对电影艺术所持有的深沉的、爱恨交集的情怀，用电影可以追求到的梦想与人生目标甚至灵魂寄托，但《公民凯恩》中曼凯维奇的寄魂匣加威尔斯的英灵，不止呈现了彼时的具体之人与时代气质，而更是人类自身于启蒙运动后，甚至更早之前就有的关于人之根本进一步现代性去魅/复魅的永恒追求，而《曼克》中，芬奇则是对命定已是至高殿堂之上的荣誉要求正名，更是为了结自己心愿，进而归结到具体之人的传记颂歌，从而少了一些更幽远的底气。虽然可以大致以此目睹好莱坞水准肉眼可见的下降，但这很可能是现时好莱坞甚至美国社会更需要的，即把性别、种族、阶级甚至是区别与传统媒介模式的新媒介模式应得的荣誉归于应得的归属，既是编剧、又是作家、还是理想主义者的赫尔曼·J·曼凯维奇的故事，无疑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佐证。

作者：Christina Newland

在网飞上播放之前，请阅读本章（《公民凯恩》时代的电影行业基础知识入门）。照片：网飞提供

如果说有一部电影可能会在奥斯卡上引起争议（因为上帝都知道奥斯卡学院喜欢关于电影制作的电影），那将是大卫·芬奇的黑白电影《曼克》，它以对过去充满挚爱，却又不拘泥于浪漫的方式拍摄。这是赫曼·J·曼凯维奇的故事，他是《公民凯恩》背后酗酒成性却又才华横溢的编剧，他与奥森·威尔斯的合作造就了或许是美国电影史上最炽热绚烂的作品。《曼克》中充斥着典故，引述，且随时会说出当年脍炙人口的风流人物，既沉浸在好莱坞的传奇中，又大胆地不对传奇做任何解释。芬奇采取毫不留情的叙事策略，非常适合电影中那个小气的主角；就像曼凯维奇在1926年给一位朋友写的关于好莱坞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数以百万美金在这儿等着人抢，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是群白痴。不要让机会溜走。”

为了阐明理解《曼克》所需的一些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网飞上线之前，我对需要了解的旧时好莱坞的所有内容进行了简要整理。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简单的词汇表格式（以下26条以英文标题的字母表顺序排列）来了解《曼克》背后的故事。千万不要错过。毫无疑问普通观众会需要它。

好莱坞的反共主义

尽管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女巫狩猎时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但在好莱坞的骚动却要早得多。罗斯福时代，许多进步派人士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崛起的那个时代，共产党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前沿。同时，像约翰·韦恩和沃尔特·迪斯尼这样的保守派组成了“美国理想保护电影联盟”，这是一群会将他们信奉共产主义的同事赶出国会的电影行业人士。报纸大亨兼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灵感来源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处于这种政治鸿沟的右翼，而赫曼·J·曼凯维奇和奥森·威尔斯等艺术家则在左翼。他们最终走向碰撞也就不足为奇了。

露天片厂

我们在《曼克》中看到的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摄影棚和露天片厂进行的，大多数观众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CGI出现之前大型老式电影制片厂系统的基础构成。但是像派拉蒙或米高梅那样的片厂露天场地可不仅仅只是一套布景：它们是旧时好莱坞电影系统跳动的心脏。他们养活了数千名员工，从电工到美发师再到电影明星，都设有自己的医生办公室和警察局，在广阔的加利福尼亚偏僻地区覆盖了数十英亩的土地。米高梅食堂每天要喂饱2700人；连打扮得像马戏团演员的演员和古罗马人都会到那里去闲逛。芬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光倒流的机会，让人惊叹于这些梦幻般的工厂——而它们如今已在全盛时期被拆除。

大都会影业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照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大都会影业（Cosmopolitan Pictures）是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于1918年在纽约成立的一家电影公司，后来迁至好莱坞。赫斯特拥有巨额财富，以至于他有能力建立一整个片厂，而这整个片厂被认为是专门为情妇玛丽昂·戴维斯建立的。赫斯特从不顾及戴维斯在金·维多1928年《戏子人生》等电影中有才华的喜剧演员属性，坚持认为戴维斯在自己的旗舰公司中扮演的正剧角色（但最终失败了）。

深焦摄影

你应该之前已经听说过一些电影类型和电影爱好者谈论“景深”，但如果你不知道：深焦摄影是指镜头的每个景别（前景，中景，后景）都同时对焦，赋予影像一定的深度和复杂性。它并不是摄影师克雷格·托兰德在《公民凯恩》的场景中发明的，但托兰德的使用被认为是这项技术的巅峰之作，它采用了透镜和灯光，使得在1940年代初期更容易获得这种效果。

经济危机

在《曼克》中令人难忘的一幕，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告诉米高梅的员工，由于大萧条，他们不得不减薪。实际上，这一幕确实发生了。回顾过去，好莱坞看似是一个远离萧条的地方，但米高梅曾一度不得不将工资削减50％甚至完全关闭整个片厂。

菲茨杰拉德

当赫曼·J·曼凯维奇在电话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菲茨杰拉德——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称他为 "废人"，那是一个可怕的坏消息。这是关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极不起眼的典故。这位文学巨匠在这一时期基本上一贫如洗；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名声大噪，但到40年代他已经破产，而且在编剧事业上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成功。在这一悲惨时期与伟大作家合作的辛酸，在好莱坞另一重要人物巴德·舒楚伯格（《码头风云》编剧）所写的小说《失意者》中得到了大致的描摹。

《愤怒的葡萄》

1940年电影《愤怒的葡萄》中的一个场景。图片：20世纪福克斯/Kobal/Shutterstock

在《公民凯恩》的前一年，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又用黑白片拍摄了一部杰作，这次是和导演约翰·福特合作。《愤怒的葡萄》改编自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因沙尘暴和大萧条而流离失所的俄克拉荷马州绝望家庭。当时，为使加州继续掌握在共和党手中采取了一致性的努力——这场运动在《曼克》中有所展现——焦点被放在诽谤者"俄克拉荷马人 "身上，呈现为一群入侵该州的流浪汉。要想了解像路易斯·B·梅耶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这样的人试图诋毁谁和什么，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请观看《愤怒的葡萄》。

海达和露易拉

《曼克》中简要提到了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女性——而且只用她们的名，说明她们的权势之大。海达·霍珀（Hedda Hopper）和露易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是好莱坞最大的两个辛迪加八卦专栏作家，如果交恶的话，众所周知她俩绝对会进行报复。如果海达或露易拉看不惯一个新晋明星，她们会把那人的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她们在洛杉矶到处都有线人。海达以其坚定的保守主义著称，两人都对赫斯特报社情有独钟。像忠诚的看门狗一样，两人对《公民凯恩》进行严厉的攻击，帮助削弱威尔斯在好莱坞的声誉。

欧文·萨尔伯格

也许是历史上最无情地被神话了的电影大亨，"男孩奇迹 "欧文·萨尔伯格实践性地发明了创意制片人这个角色。在《曼克》中，他被设定为路易斯·B·梅耶的得力助手，尽管在气质上与他的老板大相径庭。萨尔伯格是第一个引入试映会的人。他敏感、聪明、有创造力——虽然一直冷酷无情——却在37岁时英年早逝，给米高梅高层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缺。

约瑟夫·L·曼凯维奇

为银幕写作并不是赫曼·曼凯维奇的专有才能。电影中曼克的弟弟约瑟夫，在20世纪30年代才刚刚起步，但他后来凭借《三妻艳史》、《彗星美人》、《红男绿女》等影片，成为一名花环锦簇的编导。20世纪50年代，他还作为导演协会的负责人，与麦卡锡主义势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凯恩的原型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出生于旧西部的一个淘金大亨家庭，他在19世纪末开始了他庞大的报业帝国，并会贪婪地吞噬其他一系列出版物，直到他积累了巨额的权力。他多次竞选政治职务，但都无功而返，被称为 "美国最令人讨厌的人"。当赫斯特得知《公民凯恩》的消息后，他尽其所能地阻挠其发行。

劳工斗争

20世纪30年代，充满政治色彩的好莱坞工人集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像美国演员协会（SAG）和美国编剧协会（WGA）这样的公会。在一个古老的故事中，那些有权有势、收入丰厚的大亨们——尤其是赫斯特和路易斯·B·梅耶——尽其所能地打击他们的员工，经常把 "支持工会 "和 "共产主义 "混为一谈。梅耶甚至成立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设立了奥斯卡金像奖——试图为真正的工会提供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替代品。正是在这种争议的背景下，《曼克》的大部分内容发生了。

玛丽昂·戴维斯

玛丽昂·戴维斯 图片来源：Margaret Chute/Getty Images

戴维斯是赫斯特的长期同居情妇，也是布鲁克林出生的张扬派喜剧演员（片中由阿曼达·塞弗里德扮演）。在《公民凯恩》中，她被残酷地串联起来，原因是——至少在芬奇的事件版本中——曼凯维奇在现实生活中对她的怨恨和不舍。事实上，戴维斯是一个活泼、清新的银幕形象，擅长模仿其他明星，有与生俱来的喜剧天赋。后来威尔斯在他的部分里收回了电影中对戴维斯的描写，指出她与电影中的苏珊·亚历山大·凯恩相差甚远。

纳粹禁令

有趣的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文化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禁止所有由曼凯维奇创作的作品，除非他的名字从银幕署名中删除。

奥森·威尔斯

这位美国电影界特立独行的传奇人物，在1938年通过广播电台播放《世界大战》而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后，以《公民凯恩》的制高点开始了他的好莱坞生涯。威尔斯被雷电华影业招致麾下，24岁的他被带到好莱坞，最初是想改编约瑟夫·康拉德的经典小说《黑暗之心》。当这一切失败后，威尔斯显然与曼凯维奇进行了一次会面，最后他们同意一起合作电影。

宝琳·凯尔

极具影响力的影评人宝琳-凯尔在1971年写了一篇颇具争议的——而且有些名不副实的文章，题为《凯恩培养之路》。在文中，她认为赫曼·J·曼凯维奇在创作 "世上最伟大的电影 "的过程中，比奥森·威尔斯的作用要大得多，她指称奥森·威尔斯淡化了编剧的贡献；而威尔斯则独自接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虽然她报道这篇稿子的操守后来受到质疑，但据说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所写的《曼克》剧本初稿是在凯尔的文章指引下完成的。不过，被搬上银幕的版本，对威尔斯的评价要仁慈得多。

雷电华影业

1933年电影《金刚》中的一个场景 图片来源：Snap/Shutterstock

雷电华影业（Radio Keith Orpheum，简称：RKO），成立于1928年，是负责投资《公民凯恩》的片厂。在大萧条时期，它的作品包括经典的1933年版《金刚》。从历史上看，它的规模较小，利润也比其他五大片厂低得多，但它却拥有众多令人难忘的人才，从凯恩的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德到弗雷德·阿斯泰尔（演员、舞蹈家、歌手，代表作品：欢乐时光、礼帽、黄金梦、甜姐儿、齐格菲歌舞团）和琴吉·罗杰斯（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歌手。代表作品：女人万岁）

编剧

在闪回20世纪30年代初，曼克在派拉蒙公司担任编剧的日子里，芬奇带我们参观了编剧室——一个气氛融洽、烟雾缭绕的男孩俱乐部，在这里，查尔斯·麦克阿瑟（编剧、制片、导演、演员，参与编剧《马戏风云》，《官场现形记》，《呼啸山庄》等，曾获奥斯卡奖）、和本·赫克特（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参与编剧《女友礼拜五》、《美人计》、《呼啸山庄》、《埃及艳后》、《火车怪客》、《爱德华大夫》、《乱世佳人》、《热情似火》、《关山飞渡》、《地下世界》等，多次获得奥斯卡奖及提名）等人物还没有完成可以说是他们最伟大的银幕成就：1941年电影《女友礼拜五》。这群人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赌博和扯淡上；他们创作出了惊为天人的优秀作品，却常常被最低的赌注困扰。在黄金时代，编剧在电影公司的图腾柱上地位很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剧本都可以被换来换去，被审查，被改变编以适应制片人的突发奇想。在一个项目中，通常会有很多编剧，但只给其中一些编剧署名，他们往往会在不同的片厂之间游走，以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创造性的满足。

最后的大亨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为编剧的运气可能不太好，但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伟大小说《最后的大亨》主要是根据欧文·萨尔伯格短暂的一生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好莱坞的崛起，以及他与一个以米高梅电影公司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为原型的人物的斗争。

厄普顿·辛克莱

这位小说家和社会改革家在1934年竞选加州州长，反对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安，引起了保守派媒体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散布恐惧的宣传攻势，把他描绘成一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从米高梅的路易斯·B·梅耶到沃尔特迪斯尼的好莱坞片厂负责人，不仅鼓励他们的员工憎恨辛克莱，而且鼓励他们参加假的反辛克莱的新闻片，甚至还把部分员工的工资抵扣给了反对派候选人。在《曼克》中，赫斯特对辛克莱的媒体抹黑运动被表现为曼凯维奇对这位大亨的仇恨——以及他最终执笔《公民凯恩》剧本的主要动力之一。

威廉·福克纳

曼凯维奇远不是唯一一个看不起好莱坞阴谋诡计的作家，传奇人物福克纳就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这位将《夜长梦多》等作品改编为银幕作品的人可能抨击得最狠。他认为好莱坞是 "世界上的塑料混蛋"。

尚都

"除了金字塔，"在《公民凯恩》中，新闻片的旁白是这样说的："尚都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最昂贵的纪念碑。" 这座奢华的宫殿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家，里面有一整座动物园、威尼斯运河和贡多拉小船，还有一座价值连城的博物馆，里面有无价的古董。当然，尚都是一个虚构版的圣西门，更广为人知的是赫斯特城堡。在那里，我们看到曼凯维奇去参加各种纸醉金迷的夜宴——以及凌晨时分逛过长颈鹿。最好的部分是哪里？如果你想看到真实的场景，你还可以去位于加州蒙特利以南几个小时的赫斯特城堡原址参观。

黄色新闻

《公民凯恩》中的一个场景 照片来源：Movietore/Shutterstock

黄色新闻，种族诱饵，和丑闻制造是威廉·兰道夫·赫斯特肮脏游戏的名称；他仿佛是鲁珀特·默多克的祖先。这就是《公民凯恩》当时所面对的媒体环境。

扎努克

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由特雷弗·沃尔德里奇（Trevor Wooldridge）在《曼克》中饰演，在影片中许多未出场的角色中，他是一位制片人和高管，在形成好莱坞片厂体系（即20世纪福克斯）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好莱坞职业生涯最长，令另一位字母表末端的同行阿道夫·祖科（Adol Zukor，派拉蒙的创始人）黯然失色。其他在《曼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由有署名的演员扮演，有的则没有。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乔治·沙弗（雷电华负责人），卡罗尔·伦巴德，贝蒂·戴维斯，查理·卓别林，乔治·S·考夫曼，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诺玛·希勒，埃莉诺·波德曼，比莉·多夫，克拉克·盖博，埃迪·坎托，和S·J·佩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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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ld Hollywood to Understand M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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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nthony

写在前面

“电影评论家”唐纳德·特朗普曾经说过：“《公民凯恩》里面的凯恩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一种与财富无关的个人的失败，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多么有见解的观点，与这个矮胖子十分相符。大卫·芬奇的新电影《曼克》中充满了大起大落，这部电影由他的父亲杰克·芬奇担任编剧，一部关于制作《公民凯恩》的电影。

（《曼客》海报）

片名“曼克”指的是赫尔曼·J·曼凯维奇，这个名字曾在《公民凯恩》的片尾出现过，他与奥逊·威尔斯一起担任编剧，虽然两人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影片获得的唯一奥斯卡奖项，但是他们都没有出席1942年在比尔特摩酒店举办的颁奖典礼，据说每位参与制作《公民凯恩》的人都遭到了嘲讽。

曼凯维奇最早为《纽约客》杂志工作，他是那种与时代紧密相依的人，所以你无法想像他在其它时代如何生活。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土豆，努力想起一些不令人发笑的事情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有一张照片，竟然打扮得同时像马克斯三兄弟。）他的脸圆圆的，有很多疙瘩。他的嘴很宽，把酒灌进去，然后可以滔滔不绝讲出很多话。他还是一个赌徒，在《曼克》中，他用五千美元赌一片树叶多久会落下。

（赫尔曼·J·曼凯维奇）

那么谁来饰演银幕上的曼凯维奇呢？很久之前，W.C.菲尔兹（美国演员，嗜酒如命）应该可以胜任，条件是道具部门提供真正的酒精，而不是用脏水来冒充。查尔斯·德恩应该很理想。奥利弗·普莱特刚好符合要求。不过最后芬奇选择了加里·奥德曼，他在《至暗时刻》（2017）中成功饰演了温斯顿·丘吉尔，他那胃口巨大，喝酒变聪明的形象已经为人们熟知。

（《至暗时刻》中的加里·奥德曼）

《曼克》在许多方面致敬了《公民凯恩》。威尔斯的电影里，那个在片头从去世前的凯恩手里滑落下来的水晶球，被芬奇用一个空瓶的特写镜头回应，它从男主角紧握的手中滚了出来。这两部电影都是黑白的，并且都是快速地跨越多个年代来展开叙事。

（《公民凯恩》里的水晶球）

首先是1940年，曼凯维奇正在前往维克多维尔的路途中，此时已经从洛杉矶出发一两个小时了。他有一条腿打着石膏，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一个偏僻的牧场里，他的秘书Rita（Lily Collins饰演）帮他做口述，并且还得让他远离酒精，曼凯维奇必须要为威尔斯的处女作写出一个剧本，威尔斯的剧场合伙人John（Sam Troughton饰演）监视着整个计划的进程（Teoughton演了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对应的台词有“我们期待更好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决胜时刻”“仆人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吗？”）然后，插入了闪回。

一个为我们表现了曼凯维奇在以此车祸中受伤，另一个把我们带回1930年，编剧查尔斯·莱德尔来到了派拉蒙公司，他带着从曼凯维奇那里收到的一封诱人的电报，上面写着他可以赚到数百万的财富，并且竞争对手只是一群傻子。

（《曼客》剧照 ）

然而事实上，这封电报是发给本•赫克特的，《曼克》讲述了许多这种老娱乐圈的八卦史料，所以，如果你想随便地给米高梅的老总路易斯•梅耶(Arliss Howard饰演)发一条信息的话，有一个老办法就是使用西部联盟电报，而不是通过一部电影。

同样的，每个曼凯维奇的粉丝都听说过他在晚餐时呕吐后向招待他的主人道歉，他说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喝白葡萄酒的同时吃鱼导致的。影片中的噱头发生在哪里呢？芬奇在圣西蒙，William（Charles Dance饰演，表演状态特别好)的豪华大本营安排了这个情节，在1930年代，曼凯维奇经常被邀请来这里做客。我们在一个闪回中看到了他，像一个宫廷小丑，对他的客人造成了不无幽默的冒犯。

（《曼客》剧照 ）

他成为了Hearst长期合作伙伴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朋友。女演员Marion Davies(Amanda Seyfried饰演）第一次出场的时候站在类似金字塔的木堆上面，很快有许多人过来拍照，像是一场献祭。曼凯维奇询问那边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后来，他和Davies在月光下散步，他们穿过雕像和私人动物园，当他们走近长颈鹿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冒险要付出的代价。

（《曼客》中的Amanda Seyfried ）

这些手段的确很搞笑，但也仅仅如此，它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部有着较高声誉的上乘喜剧。（另外一个据称是难以超越的搞笑者是《晚餐的约定》中的主人公，这部电影在《公民凯恩》第二年之后上映。在影片开头，主人公损伤了一个髋关节，然后他开始用消极的态度用剩余的那一部分来说一些充满风趣的话，这个角色由蒙蒂·伍利饰演，不过当时没有很好的宣传，有些人认为这个角色本应该是威尔斯的）并不十分耀眼的奥德曼能胜任这个角色吗？通常，他的银幕形象并不是那种温情的幽默，而是有些刻薄的漫画式的凶猛。

（《晚餐的约定》海报 ）

我们很难不担心他在这部电影会出现问题，因为如果那些了解和雇用曼凯维奇的人没有给他足够的爱，他本应得到宽容。没有人比他的妻子Sara（Tuppence Middleton饰演）更有耐心了，她常常被称为“可怜的Sara”，即使她最终很愤怒并要求终结这种状态，这对她不无益处。同样地，Hearst面带微笑地听着曼凯维奇的俏皮话，然后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想让曼克在我身边的原因。”猜猜曼凯维奇怎样回复这些偏爱的？他把圣西蒙变成了仙乐都，把Hearst变成凯恩，一个虚伪至极，臭名昭著的男人。

（演员Tuppence Middleton）

谁创造了《公民凯恩》？

1971年，关于这一谜题，《纽约客》发表了由宝琳•凯尔的撰写调查报告，她认为曼凯维奇是影片的发起人，他赋予影片有趣的气氛，但是背信弃义的威尔斯盗走了这些创意，Robert Carringer在他1985年的书《The Making of <Citizen Kane>》里回答了(也有人说是拆解了)她的这些尖锐且自信的观点，这本书追溯了威尔斯在曼凯维奇草稿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剧本的过程。

（《曼客》剧照 ）

一个更加激进的问题是：谁在乎《公民凯恩》的编剧是谁?

电影史学家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数百万的电影观众无论怎样都不能在乎这件事，我好奇他们会怎样看待《曼克》，一方面，它详述了曼凯维奇，把威尔斯放在了一边，Tom Burke以明显的风格把他演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另一方面，凯尔所欣赏的流行音乐和刺激的感觉在《公民凯恩》中出奇地少。芬奇的电影看起来非常迷人，它结构明丽且轻巧，灰色的光线有着微妙的层次感。借助巫术般的数字技术，树叶看起来和雪一样白，这是他们过去常常在红外感光胶片上做的事情。不过这些手段又有什么目的?《公民凯恩》中的丰富光影和令人惊叹的摄影角度非常符合凯恩的世界观，也就是由孤独和财富导致的失衡的倾斜感。而耽于幻想的《曼克》削弱了这种戏剧性的力量。

（《公民凯恩》海报）

至于影片的情节，多数是由一个男人躺在床上然后开始编造故事组成的。芬奇清楚感到了停顿带来的恐惧，于是安排Davies，Lederer，威尔斯，曼凯维奇的弟弟Joe（Tom Pelphrey饰演），曾执导《彗星美人》（1950）和《埃及艳后》（1963），来到农场打断他的主角的工作。与此同时，在闪回中，其他有名的人来来去去，或者是债务纠纷。显然，我们看见了一个克拉克·盖博，一个贝蒂·戴维斯，甚至还有嘉宝，不过我发誓我没有看见他们一闪而过。

事实上，整部电影有一种这样-然后-那样的感觉，替代了影片的叙事布局，使我们想要弄明白这些零散的事件是怎样或是否能够拼凑在一起。针对1934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有一个详细的补充，此次竞选厄普顿·辛克莱失败了，他曾在战胜大萧条的演说中滔滔不绝，当梅耶感到厌恶时，曼凯维奇非常支持他：毫无疑问，让他把握机会，不过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曼客》剧照 ）

此外，影片还有一处情节发生在农场的管家Frieda（Monika Grossmann饰演）身上，她告诉别人，在曼凯维奇的帮助下，有一个犹太人村庄安全地从德国移民到外国了，这有一种夸张的感觉，像是曼凯维奇随便开的一个玩笑。（按照他自己的话，他成为了一个“极端林德伯格”，反对美国参与二战——一个《曼克》中没提到的怪想法）所以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简而言之，是一个叛逆艺术家的形象，他专注于自我毁灭，然而它缺少了一个“玫瑰花蕾”。

（《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 ）

许多《公民凯恩》的评论者对故事中的这个小玩意感到很失望，它和一个失去的童年有关，而威尔斯自己则把它蔑视为廉价的弗洛伊德式的东西，本来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圣杯的价值要低于对它的追寻，而追寻的过程赋予电影不朽的灵气。作为对比，《曼克》是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尽管它十分豪华，却无法完成它自己的叙事。

配图/卓尔

编辑/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