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城市梦》讲述的是关于占路摆摊的王爹爹一家的武汉梦。

他们从河南农村出来。十四年来在武汉街头摆摊做生意，可城管面临创建文明城市的压力，不得不要把他们的清理出去。导演把王爹爹和城管互相斗智斗勇的过程全程记录了下来，即有摆摊摊主的生活不易，也有城管队员的工作压力，让我作为吃瓜群众，似乎也无法用绝对的对与错去评判任何一方。

如今这个时间再来看关于武汉的故事，作为观众，心中也多了一丝情绪。度过了如此特别的时期，当下的我们再一次坐在电影院里，往日的生活看似恢复如常，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了。

关于城市梦，王爹爹一家五口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解。

王爹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看似身体很硬朗，每天摆摊卖各种日用杂货和衣服，实则也是重病缠身，不仅每天自己要吃药，还要给老伴熬中药。王爹爹算的上是城管眼里这个“钉子户”的大boss，最难劝说，甚至他一到城管队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能躲就躲。每次城管试图沟通，王爹爹的拗劲就上来，撒泼，骂人，甚至和城管动手，在马路上引得众人围观，自己一条命随时能豁得出去。

有时看上去蛮不讲理，但是似乎又像是他自己世界观里自成逻辑的体系。在和儿子聊天时，他还会很认真的谈起生意经——熟客至少要一年才会养熟。这也是为什么他拒绝城管帮他换一个地点摆摊。

关于王爹爹的过去，他很少讲起，他的无理取闹也好，他的故步自封也好，一定与他曾在武汉这个大城市里经历过的风雨有关。儿子断手残疾，妻子癌症余生不多，一个人作为家长，不得不为众人遮风挡雨。故事的最后，他答应城管的条件，但坚持说，我是强者不是失败者。

王爹爹的妻子，在片中关于她单独的介绍不多。从王爹爹的口中，她患有癌症，医生说她只有三年的余生，已经活了五年。她与王爹爹的性格十分相反，很少会大喊大叫，情绪平和，她只期待一家人好好生活。想来和王爹爹，已经是经历过大半生的老夫老妻。皮肤晒的黑黑的，步履蹒跚的背影，写尽过往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

而王爹爹的儿子王兆阳，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工厂做工右手被压碎，就此成为残疾，甚至连正经的赔偿都要不到。

他的性格与父亲不同，带着三分倔强，但也有七分通情达理，因为女孩读书的事受到城管队的照顾，甚是感激，也愿意接受城管帮助的安排，但是在父亲面前，他又没有什么勇气开口。

他每天睡在自己摆水果摊的车子里，赚钱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在父亲的面前是儿子，但在自己女儿的面前，也要做个能遮风挡雨的父亲。就算只有一只手，吃饭写字甚至打电话都很是熟练，日常生活基本不会打扰别人，他对于受伤的过程轻描淡写，但是身处壮年，天降横祸，他也曾怨过生活的不公平吧。

他的妻子是在他受伤之后与他结婚的，婚前的天降横祸，没有让妻子对二人的感情选择退缩，夸赞自己丈夫待自己很好，也不图他什么，对自己好就够了。十几年前从河南带着孩子一起到武汉打拼，一家人一日三餐四季的幸福就已经足够。她说不想回到农村，哪怕重新出去打工求职也要在城市里留下来。

王爹爹的孙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父母从河南农村抱着去到了武汉。从小在武汉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的父亲，言语间常说学校里外地小孩和本地小孩的差别待遇，口气很是不爽。小姑娘与许多青春期的女孩并无不同，想要爸爸买手机给她，因为别人都有。也不愿意妈妈总拿自己的成绩和别人比较，但是当妈妈问起她回老家读书的时候，她的态度却坚决起来，哪怕自己一个人留在武汉，她也不要回去。

一家三代，背井离乡，吃了许多的苦，遭遇排挤遭遇驱赶，但是唯一的坚持，就是不要回去，要在这里留下来。

回到乡下，破败的旧屋会漏水，想要生活下去只能种地，看天吃饭。似乎一切的人生都从古至今有了固定的计划，一日日一年年，都少了些搏一搏单车换摩托的机会。

而繁华都市，似乎每一个转角都有希望，只要捕捉住那一点点希望的星光，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在北上广生活的人，尽管出入写字楼，穿着体面甚至待在空调房里享受每天有咖啡喝的日子，下班回到租下的小房间里疲惫不已。但是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曾说过一样的话，不会回去，回去又能做什么。

城市的魅力，不是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和三十多层的写字楼，不是24小时随处可以吃到食物的店铺，而是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对于人生的主导权，带着一种努力下去，就可以走进自己希望的世界里的通道。

也许所谓城市梦，就是我们想要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顾一切的活下去。

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陈为军导演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2003《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请为我投票》

2017《生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陈为军作品一览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好死不如赖活着》剧照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生门》剧照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红圈中为“卧底”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王天成在马路中央占道示威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孙女王展萍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王天成儿媳说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城市的武汉，前些年也在创建“文明城市”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正在拆除的违规摊位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