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

女医生Babara因为企图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未遂，而被从柏林调遣到一所乡村医院工作，一开始她根本不和周围的人来往，直到医生Andre主动和她接近。医院里新送来一名女孩Stella，得的是脑膜炎，在Babara的细心呵护下逐渐康复。女孩却又因为怀孕了而被送去东德的劳教所。而另一方面，Babara在男友的帮助下积极准备下一次逃亡计划。虽然她还要不时地遭到东德警察的搜查，但是她隐藏得无懈可击。医院里又送来一名自杀未遂的男病人，Babara认为他需要动手术。Andre决定在周六晚上对这名病人进行手术，需要Babara的协助，而周六晚上正是Babara要进行逃亡计划的时间。正在她准备离开家的时候，Stella从劳教所逃出来找到了她.....

《耶拉》《芭芭拉》均以女主角在动荡不定的车厢内的镜头展开，似在暗示她们有一颗驿动的心。 影片节奏舒缓，镜头非常克制，像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一样沉闷、压抑，凄清的风景、枯燥的工作，如影随形的秘密警察和线人，该死的生活！影片准确地传递出了时代的密码，出狱后从东柏林下放到乡村的女医生芭芭拉，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屡屡挫伤同事莱泽尔的好意，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另一番“好意”的表达：一直都在计划出逃的她不想有任何牵挂，也不想连累任何人。 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哪怕你来到了乡下。本来是公事公办的例行检查如此令人痛苦，“老大哥”的手指不仅要探察你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还要戴上手套深入你的体内。很难说这种对监视对象的莫大羞辱给检查人员带来了何等快感，也许他们只是不愿、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象，在这种恐怖、高压的环境中，来自集中营的少女一句“我要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对芭芭拉心灵的震撼，两颗孤独、悲愤、向往自由的心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芭芭拉为少女朗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尽量延长她的住院时间，后者更是视其为保护神。莱泽尔推荐给芭芭拉的小说《乡村医生》充满寓意：女孩即将离世，最后的愿望是一尝爱情的甜蜜，又老又丑的乡村医生满足了未经人事的女孩，成为甜美爱情的替代物；而芭芭拉放弃唯一的出逃机会，何尝不是将一切美好的情感寄托在了少女身上？ 同样以东德时期为背景，《芭芭拉》从名气上来说不如《窃听风暴》，但艺术品质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2006年《窃听风暴》在欧洲获奖无数，并斩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好评如潮。人们对其情有独衷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电影，它颠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好的制度令坏人无法为恶，坏的制度让好人变成禽兽。斯塔西（东德国安部）档案联邦管理局信息部主管Förster评论《窃听风暴》：“魏斯乐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魏斯乐，没有一个人能独自做出这么多的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这正是《窃听风暴》最大的败笔：特工良心发现的过程过于简略，欠缺说服力。 对于想了解铁幕下人们的生活、心态的观众而言，《芭芭拉》显然是比《窃听风暴》更好的选择。《窃听风暴》摄制组跑到很多东德的机关大楼取景，惟独遭到监狱博物馆馆长的拒绝，理由是该片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一个都没有。良心发现、雪中送炭只是传说，世界一片黑暗，善良的人也会变得麻木，成为暴力机器的一个齿轮，释放兽性以获得某种安全感：只要正常运转，齿轮是不会被淘汰的。 《窃听风暴》虚假的温情令人恶心，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刻意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和美化的态度，对观众真切地认识那段可怕的历史会产生误导。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窃听风暴》显然太过矫情和幼稚。 倒不是说非要把东德特工都描绘成魔鬼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转变，必定有着重大的原因，不是窃听一首诗歌或几场他人的谈话就能搞定的。艺术家必须提供足够的线索，让人物观念的变化形成内在的合理的逻辑，这是尊重观众的最起码的创作态度。相形之下，《芭芭拉》对特工的处理就较为令人信服。 影片一开场，老特工就讽刺芭芭拉“不会早一秒钟上班”；做身体检查时，对芭芭拉的哀求无动于衷；只有在妻子弥留之际，他才真情流露，对医生和前来看望的亲友充满感激，证明自己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蓝色的血液。但是，他不可能因此就洗心革面，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莱泽尔和芭芭拉的感情发展也自然、可信，前者的善良一点一滴地融化了芭芭拉那颗拒绝融化的心。线人密布、人情易老，将千金难买的出逃机会让给少女，不只是责任、同情和怜悯，也含有对莱泽尔的眷念，芭芭拉的行为逻辑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无论多么严酷的境遇，也无法彻底摧毁人性的善良，而现实越冷酷无情，向往自由的心就越加强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至少有37名东德边防军人在越境时遭到射杀。一座监狱，如果连其看守都要不惜一切代价逃离，它的末日还会远吗？(新民周刊)

芭芭拉·沃富注定是孤独的。

因为这时正处于1980年东、西德分裂时期。更因为她心怀梦想而频遭监视。她被迫从柏林最高医学院，下放到位于波罗的海边的一座小城。远在西德的爱人正设法安排她通过偷渡到西德。这个秘密只有她自己了然，当然，也难瞒过东德的秘密警察们。警察不但处处监视她，且不定时上门搜查她的住所。更离谱的是，还要让她面对墙壁，脱光衣服，叉开双腿，一丝不落的查体，生怕漏过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实在难为了这些秘密警察。

只是再紧密的跟踪也有疏漏之处。倍受人格污辱的芭芭拉，还是能从西德来的爱人见上面，并商议如何偷渡的计划。她把钱藏在路口转角处那硕大十字架下的一块大石头里。年轻漂亮的芭芭拉，每天就踩着单车往返医院和住所，从不随便外出，更不交往朋友。这不免引来诸多异样的目光。

唯一接近她的人就是医院新来的同事安德烈·瑞斯。他也是因一次医疗事故，从柏林大医院被“下放”到此处。起初，芭芭拉不免处处设防他，让他难以接近。似乎安德烈能体察到她内心的郁闷。他第一天上班时，警察克劳斯就告诉过他：“她是一个行为乖张的人……”警察的提醒，反而激发了安德烈的更大兴趣，其中有好奇更有一见倾心的爱慕。

有一天警察送来一位名叫丝特拉的漂亮女孩，芭芭拉格外同情她的遭遇，只有芭芭拉才能走进她痛苦的内心。芭芭拉为她读马克·吐温的小说。久违的阳光渐渐洒照进来。但糟糕的是丝特拉在被称为社会主义实验营的“托尔高”里，遭到过强奸，且有了身孕。芭芭拉不想她再被送往“托尔高”的集中营。安德烈却无奈的说：“最多她只能在医院多待两、三天。”事实是，丝特拉被警察迅即带往“托尔高”。丝特拉带着身孕在“托尔高”从事着高强度劳动。当人们注意空中的跳伞时，她乘机逃脱了，但她的大腿被铁丝网划了个大口子。可怜的丝特拉，她能逃到哪呢。

芭芭拉的秘密偷渡计划，终于定在了这个周五的晚上。想着能跟深爱她的爱人见面，且从此过上自由又平静的生活，她既兴奋莫明又惶恐不安。而那天正是她值班，需要跟安德烈换班。安德烈也爽快答应了。恰在此时，一个因跳楼自杀未遂的小伙需要手术，芭芭拉因责任所在，小伙的病情已不容耽搁，便想要及时告诉安德烈。恰好安德烈不在医院，已出外门诊。偏就诊的这户人家正是警察克劳斯家，当她找到时，克劳斯瞪大眼神的看看她说安德烈在楼上。芭芭拉匆忙上楼，看到安德烈正帮一位女人注射吗啡。原来这位女人正是克劳斯罹患癌症的妻子，注射吗啡只是减缓她的痛苦而已。在这样的专制国家，即或奉令行事的秘密警察，也有着不为外人言的痛苦。

忙了一通后，安德烈带芭芭拉来到自己的住所，为她做饭，跟她谈心。他哪知道她即将就要远走高飞呢。痛苦又纠结的芭芭拉，处处感受到了安德烈的浓浓爱意，还是跟他拥抱在一起，瞬间又拒绝了他。

芭芭拉疲惫的回到住所，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没想到门声再次被敲响，她以为是警察，带着几近昏厥的压力开门后，竟发现是慌张的丝特拉。芭芭拉为她擦净伤口消毒后，即背起她下楼。漆黑一团的夜，让人揪着的心无法放下。芭芭拉踩着单车前往海边。

寒风凛冽，丝特拉无力的靠在她背上。芭芭拉的紧张可谓达到了极点。最怕的就是突然杀出的警察车辆。幸而到了海边。接送她的男人顶着大浪划着皮筏到岸边，芭芭拉给了那人的费用，就背着丝特拉上筏子。那人划着筏子就载着丝特拉走了，而芭芭拉则永远留在了东德的岸上。

此时，安德烈来到芭芭拉的住处，竟然发现门也没关，空无一人，茶几上留有他送给她的《赤脚医生》那本书，警察克劳斯赶来冷冷的说：“她不会再回来了。”安德烈问：“是你们关了她吗？”克劳斯没有回答。

当痛苦的安德烈回到医院，正愁肠百结时，芭芭拉悄悄来到他身边，一言不发的着起了白大褂，继续她在小城的“赤脚医生”工作。安德烈猛然地看到了她冷冽外表下，其实蕴含着一颗温情的女人心。

这就是荣获第62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最佳导演奖”的电影《芭芭拉》（2012年出品），由德国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执导。芭芭拉由尼娜·霍斯饰演，安德烈由隆纳德·泽荷菲德出演。芭芭拉的沉静、雅致和孤独一如影片的格调，克制在三十年前的东德现场。而东、西德，如紧固的万花筒，最终让不同碎片，相安无事的融合一起，走向了多彩的世界。自由的伞花得以在在晴朗的天空下，如万花朵朵般展开。

2012、11、28

选自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影评集《看不见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