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

一些思维片段

任何的环境，社会，团体，等等，类似诸多范畴，都可以看成盒子，人类在盒子里生存，并作出生物反应---------极端环境下人类的反应


人处于盒子中，受到不可抗力的控制，无法反抗，理智逐渐消磨，原始欲望开始占据上风，一切为了生存下去，而更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用外力使之屈服的过程，实际上是去尊严化，去理智化的过程，当人类作为社会人的诸多属性和需求被剥夺后，就会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

盒子内的冲突可以是相互之间的，以妨碍自己的生存作为前提。

同盒子外的冲突可以由社会化的处于对抗层面的身份引起，人不断在社会化和动物化，理智和欲望之间徘徊。

开始人类为了社会性或尊严性开始屈服或妥协，后来为了动物性或生存开始战斗。

为了争取一切和生存有关的便利条件，或者趋近于正常化，人类开始服从，从被迫到习惯。

掌握权力或力量的人在没有盒子里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任由欲望冲破理智而不用受到平常意义上到底的谴责或是法律的约束，所以会做出强迫他人违反本身意志甚至伤害盒子里人的事情，但也不会完全破坏，如果盒子里的对象消失，盒子也随之解体，权力不复存在。

当然，如果手里掌握资源或权力足够大的话，则可以在大盒子里重新构筑小盒子。

如果在盒子里可以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比盒子外更好的话(可预见的预期或是由于封闭性造成的不可测的预知----危险性或其他），则可能选择继续待在盒子里而继续生存或是选择同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合作--------此处可以引出斯德哥尔摩效应

文革象是一个大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实验，盒子的规则已经违背了社会的规则。

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足够的理性，最重要的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打破盒子 。绝不能被盒子困住，要保持和盒子外的联系。

身份往往赋予了不对等的权力，这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狱警对犯人拥有看护权和处理权，这是法律赋予的，在这一前提下身份的对抗被放大了，同时道德和社会性在法律的机械性面前失去了作用。犯人被处理的前提是侵害了他人，而影片中的最大问题是，犯人都不是真正的犯人，他们被假设赋予了身份，受到了不对称的对待。

所以作为人，要时刻警惕在盒子中被假设赋予身份，永远不要被假设。

要记得自己是谁.

当看完这部电影后，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这是一部女权主义惊悚片儿嘛。无论是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好，剧本中借题发挥的“死亡实验”也好，其实都隐含着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女性角色的缺失或边缘化，当然，后者被处理得更具戏剧性。

是的，戏中只有两位女性，而她们是制止男人帮滑入毁灭边缘的唯一外在阻力。而这两个角色的处境，也象征着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处境—— 不是被排斥在外部，就是被奴役在内部。

一，女博士朱塔。她最早发现了囚犯异常的情绪表现，并且几番提出及时干预以及必要时终止实验，但是急功近利的“学术权威”杜恩教授一再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在关键时刻离开监控室，从而一再错失了遏制事态的时机。
（朱塔被凌辱甚至差点遭强暴的情节，更进一步渲染了女性在男权暴力下“被侮辱与受损害”的角色。）

二，女猪朵拉。她的焦虑和介入成为扭转局势的重要节点，她态度强硬地声称“如果见不到我就报警”然后闯进了实验场，并且最后以令人齿寒的冷静开枪打伤了一名狱卒（这个设定……额……）。
（真实的斯坦福实验，受试者同样是清一色的男性，而实验的结局，据说也同样是因为一名“狱卒”的女友对实验中的反人道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呼吁警方干预，这才使得实验提前终止。）

莫瑞兹与朵拉互相思慕的镜头，充满了点到为止的性暗示，并且处理得静谧而温柔，俨然是一个男-女互相依存的乌托邦。这个YY世界穿插于紧张残酷的制服男与真空男的监狱斗争中，构成了强烈反差。

风波平定的一幕，镜头借代了某位伤者渐行渐远的视野，他看到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穿着犯人的囚服，另一种穿着狱卒的制服（充满了隐喻），他们互相搀扶，脸色惶恐，身上沾满血迹。正当观者极度压抑之时，镜头倏忽一转，画面呈现的是莫瑞兹和朵拉静静地比肩而坐，鲜果佳酿、天空海阔，就像创世纪的第六天，上帝刚刚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他们在伊甸园里袒露着身体，单纯而快乐。女性角色的回归，暗示着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地狱，嗯，那个充满了制服男与真空男、手铐和警棍的监狱世界里。我们的问题是：这场游戏应该如何挽回？如果回到实验开始的时候，假如让77号与伯瑞斯先生身份互换，结局又会是怎样？

我不得不摘引亨利·梭罗在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的这段话：

“大多数人对于政府是这样一种情形：他们主要地不是作为人，而是把自己的肉体当作机器为政府效劳。他们是常备军，自卫队，狱卒和警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价值判断如何，不论道德意义怎样，开动自己的脑筋是不行的。人们只能自己等同于泥土，木头和石块；也许，造一些木头人也同样能干好这些事。这意味着对人的尊重还不如对待草人或对待一堆垃圾．他们的价值跟马和狗相去无几。”

——在这个监狱游戏里，很显然，这段话无法成立。我们看到以博瑞斯为首领的狱卒在这场游戏中完全玩出了感觉、玩出了状态、玩出了创造力——倘若他们果真是木头人或者机器人，情况倒会好得多，不幸的是，在特定的压力下，他们沉湎入被暗示可以无限制获取权力的妄想中，规则的维护者以更凶险的方式扑灭了规则，即便是在真实世界中，这也不是孤证。显然，亨利·梭罗的观点，遮蒙于“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

罗尔斯关于无知之幕的比喻，充分描述了一个人因为陷入特定的社会角色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而克服的方法，朴素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进行换位思考——假如这道幕布揭开，你发现自己是一个身着制服、手持警棍、腰别镣铐的狱卒，而你又确信自己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好人，那么，当你面对着重刑犯的威胁和挑衅的时候，怎样的反应才不算是过分的？当你信息匮乏并且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的时候，你能否保证，你能够比伯瑞斯们保持更多的理性和克制？如果让你参与规则的制定，你希望你维护秩序的权力被限制到什么程度？

今天的思考题是，写一篇命题作文——《如果我是城管》。字数不限。

  这个片子并不出名，在google上只找到一篇简短的介绍，但我还是固执的把它作为连日来第一个推荐的电影。

  故事从一个帅小伙开始，他叫莫瑞兹，现在以开出租车为生（怎么俺打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帅气的司机呢……）。有一天，莫瑞兹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心理研究机构在招收试验对象，给的钱很多，于是就去试试。

  这个心理研究机构似乎很有钱的样子，他们找来20个人，12个囚犯，8个守卫，给每个人不少钱，让他们在一个酷似监狱的地方进行模拟坐牢试验。目的呢，简单的讲，就是研究人性，准确的讲，我也讲不出来乐。

 莫瑞兹被抽在囚犯组，第一天，12个犯人和守卫相安无事——大家都明白，为了钱来的嘛，犀利糊涂的过两个星期，拿钱走人，至于试验，那是次要的事情。

可一点小冲突，让守卫组不是那么爽，只是因为其中一个囚犯喝牛奶过敏，而监狱的规则是，给什么食物，要全部吃完……那个没喝牛奶的囚犯显然破坏了规则，也让守卫组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他们第二天采取了强硬的措施。结果显而易见，谁也不是吃素的，你对我不敬，我对你更不敬，囚犯们开始有不满情绪，接着，冲突一点点升级……直至流血，直至死亡。一场试验演变成一场惨痛的悲剧。

   自始自终，镜头都是对准了监狱逼仄的空间摇晃，却一点不觉得闷。情节的推动也非常流畅，这个是我一个外行对技术的一点理解，他们很棒。

  至于故事呢，可说的太多了，还是希望有时间大家自己找来看看。

  一个设定的角色，一个虚假的身份，虽然众所周知一切都是虚构的，却仍然让一些人投入了。看起来可悲，展开来想，却也入情入理，谁说我们现在的角色和地位就是永久的？可我们不投入吗？不见得啊！

  就那么小的空间里，就那么二十来个人，本来是场游戏，却让人性的两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想出这个试验的博士很牛，他被杀了，拍出这个电影的导演也很牛，但电影并没出名。

 

这是一部通过设定极端环境表现人性阴暗面的电影，非常有冲击性。电影节奏明快，画面粗砺有力，当然这些是作为一部说得过去的电影所必备的。

一个监狱实验，参与者分成两组，分别担当看守与犯人。这个设定引起了我的关注。首先这是人为设定的封闭环境，对立双方面对双重规则：一个是这个封闭世界中必须遵守的规则（看守者与犯人，保持均势的条件是不得使用暴力），一个是双方都非常明了的现实世界规则。也就是说，大家都带着之前的身份和规则认同进入这个世界。这两个规则是冲突的。所谓人性，就在冲突中凸现。

冲突是由于不服从这个环境的规则造成，起因却是犯人一方认为这是个游戏，因此不必要严格服从监狱的规矩，潜意识里并不认同看守者的压倒性权力。冲突总是从个性强悍的个体开始。于是双方各出现一个中心人物。一方压制，一方反压制。逐渐双方忘记这仅是个游戏，忘记之前世界的平等地位，完全进入这个世界的角色了。而这个游戏的设立者对情况缺乏必要的警觉和及时控制，客观上推动了对抗的白热化。“不得使用暴力”的规则在流血之后，已经被完全抛弃，均势打破，形势一边倒。在看守者一方，借维持秩序稳定的名义，使用暴力以控制整个监狱，暴力的对象包括游戏设立者。一方的权力绝对化，在暴力对抗中完全失去理性的情况下，暴力已经演变成为暴力而暴力，灭人性，灭人权。

所谓人性的阴暗面，大概就是指人潜在意识中的敌对和暴虐倾向吧。这个世界的创设者显然是个失败的创设者，这个游戏的设定中，双方力量的起点是不对等的，而偏偏他们是带着现实中对等的意识进入游戏。假使双方起点的力量是均势呢？我猜游戏的设立者也必然希望对抗冲突局面的发生吧，因为这才是他观察的兴趣所在。所以明知存在两种世界意识的冲突而设立的这个游戏，无非令冲突更容易发生而已。设立者乐见其成，结果也不出所料，只不过连设立者也被暴力所消灭。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电影常引起我的想象，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也是某个造物者的实验罢了。

这个实验与我以前的工作环境又何其相像。暴力不一定表现为肉体上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更多体现为思想上的暴虐。我们骨子里，在对己完全认同“天赋人权”，而对他人则不。借用《大问题》中的话，设想我们站在云端，俯视地球上碌碌的人们，每天所想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也是在规则里争斗，偏偏摆脱不了规则。这就是我们这些被实验者的生存意义。争斗可以是对他人，对环境，对自己。可是当你试图脱离，你可能无所适从。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