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怒海

里面的环境就是人间地狱，人像一只只蠕动的蛆，剥夺劳力、财力，没有基本温饱，在迷宫里向左爬向右爬都只会让境遇变得更悲惨，不如坐着等死。

所有怀抱破茧成蝶的理想主义者最终都会走向幻灭。

祖明拥有见风使舵的本领，能够驾驭阅人无数的妈妈桑，但是他作为一无所有的青壮年，被编排的唯一使命是去新经济区挖地雷，他善用本领攒钱，相信军医勾勒的出逃美梦，在他面前从来都没有任何选择，仅是苟且偷生或者在排雷时被炸死。他愿意等待，攒双倍的钱带好兄弟阿成一起走，这意味着承受排雷工作每一日的不确定性，他挣扎着逃开军医躲在背后的手枪，却在开往自由的船上被军方开枪打死，横躺在血泊中，他的眼睛仍然睁开，留有眼白，就像一条死不瞑目的鱼，无法参透日复一日的爬行究竟有何意义。

阮主任革了半辈子命，胸前背上遍布伤痕，官至高位，却怀念起法国红酒、牛排、女人，温软缱绻的一场“小资产阶级”美梦，他可能是年老变仁慈了，狠不下心，所以他不限制芥川汐见拍照，厌倦了永远遮遮掩掩假装，自我说服，将“不正常”之事上升到法律层面，就这么自然自醒自发地梦下去也好。斗争的残酷在于，大家都举着冰镐在冰盖上步步惊心，你不努力攀爬，就会有人瞬间超过，把你一脚踩下去，落入万劫不复的庸众。武同志任命阮主任茅南新区队长一职，不像就任，倒像是迎接他走上为武装斗争失败者铺就的刑场之路。

芥川是整个地狱里的唯一变数，他身披其他国家戳的豁免章，能够在新经济区与平民区来回进退，他还没有被阶级斗争的价值观同化，保有对人本身的尊重和敬畏，和琴娘结下友谊，想要帮助她们一家人，赤子之心引入自焚的结局。如果他和同事一样对这个国家袖手旁观就罢了，他可以欺上媚下、横行霸道，凭借权势的通行证，混得如鱼得水。他偏不，偏要做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讲真话、做真事，力图以一己之力拯救几个人。当他要自下而上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上层碍于国际外交的压力买帐，但在小兵眼里，他不是熟悉的本地长官，就是一个无名小卒，生死全系于一念之间。

全面的可怖性，体现在孩子去鸡场扒尸体，被当成新奇有趣的日常。小女孩买不起几根甘蔗和鱼，去路边妓院端茶。用人去排雷，死掉就死掉。千千万万的蛆，努力攀爬，爬不出牛奶瓶盖，落得死无全尸。这真实这么残酷，这么近。

82年，许鞍华在海南拍摄的片子。

82年，海南还没有建省。一切都还很原始。CHN，才刚刚从持续十几年的darkness中平息过来。十万人才下海南是后话，当年海南的GDP是20多亿，而2017年海南的GDP是4000多亿。现在的海南是旅游地产和旅游经济的热土，是改革的试验田，HNA伴随它成长。82年，在海南拍片，想必相当便宜也相当艰苦。而女神夏梦作为本片的监制，与大陆的亲密关系，想来也为这部片子的取景与拍摄保驾护航。

许鞍华还在做导演，而且最近公映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历史革命题材《明月几时有》。

林子祥还没有隐退。刘德华已然封神多年，只是他拍起片子来，早已没有了片中祖名的年轻、肉体、淳朴的感觉，常常起范儿，演什么都是刘德华，最近的一部《追龙》也不例外。

此片看的压抑。香港人、香港文化人、祖籍大陆的香港文化人，他们隔岸观火、他们一脉相连。金庸写《笑傲江湖》借古讽今，而82年不到40岁的许鞍华拍摄了如此深度、清醒、哀伤却不渲染的片子。82年还能有自由拍摄与表达，并且在海南拍摄；而现在随着ideology的强化，讲港人identity crisis、HK's return的都变得不可说。

而这样一部《投奔怒海》的存在，就是提醒人，莫失莫忘。

莫忘独立思考、莫忘清醒认知、莫忘去看不同的世界与生态。

在世界影坛的“新浪潮”版图上，香港新浪潮是构成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一块，且在其自身壮大、形成独特风格后，对其他国家的电影行业亦有反哺意义。较之于其他地区大多于6、70年代盛行风云激荡的影坛潮汐，香港新浪潮开启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徐克、许鞍华、严浩、谭家明、章国明、翁维铨、余允抗、蔡继光、方言平等人为代表，掀起迥异于彼时香港主流商业片路数的风潮，题材丰富大胆，风格生猛有力，视野开阔，宛如涤荡人心的强风，横扫香港影坛。

如今看来，这些导演大多低调隐遁，从大众视线中消匿，唯有徐克和许鞍华一如既往保持初心，依然战斗在拍摄的第一线，他们俩也可视为香港回归之后，在保持初心与成功北上两方面兼顾最完美的新浪潮余声。尤其是更为年长的许鞍华，纵观其作品序列，发轫于新浪潮标配——惊悚片与鬼片，这两种类型几乎是这个不成文（无正式宣言）、不成形（无正式组织）运动的基本路线，且大多裹挟夹带着激烈甚而偏激的政治隐喻，许鞍华早期的《疯劫》与《撞到正》恰是典型。

80、90年代的《投奔怒海》、《倾城之恋》、《客途秋恨》、《千言万语》延续着她理想主义的湮灭，个体在时代洪流中遭受碾压与覆灭的无力。这种寄寓着家国大义、乡愁离绪的情怀，我们在进入新千年后的作品《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中，依然能清晰感受到。而她其他作品书写日常的影片如《女人四十》、《男人四十》、《桃姐》、《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宛如是时间的针脚，逢进了隐秘的时代特征。最新的《明月几时有》恰恰是综合了以上两种看似分叉的风格，隐去政治符号，处处着力闲笔四散的日常幽微，却拍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确如她所言：“电影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值得你永远追个不停，永远别想休息。”

因此，许鞍华虽然屡次强调《投奔怒海》更注重人性的描摹，而非政治电影，但扑面而来的强烈政治气息正是让每个观众都肃然起敬的最大原因。本片与《胡越的故事》和《狮子山下》构成“越南三部曲”，将时代背景聚焦于1979年的越南。在剧情简述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越南的政治形势：继法国殖民者之后，由美国人撑腰的南越与中国人支持的北越，内斗从1961年持续到1975年，直至1976年南北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越交好的蜜月期在1979年柬埔寨红色高棉事件后结束，越南南部发生排华行动。这些历史痕迹，影片中皆有迹可循，指代的符号悉数浓缩于酒吧老板娘一己之身：原为中国人，母亲跟过日本人，自己先是做法国人的情妇，后来又和美国人混，然而全然看不出被法、美占领过的痕迹。多重身份的交织，既是许鞍华个人经历的投射，也是越南近现代史最精确的描述。

影片定位于南越和北越统一三年后的岘港，日本摄影记者芥川作为第一时间宣传建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消息的国际友人，受到新政府的欢迎，并安排文化局官员陪同参观，拍摄新经济区人民的新生活。芥川首先接触到的是受过训练的模范村，一派生机蓬勃，儿童活泼可爱，满目欣欣向荣；而当他沿途目睹被称为“反革命”的反动分子被击毙的情形后，内心开始产生一丝动摇。尤其在无意间邂逅当地女孩琴娘之后，他逐步接触到当地更为真实的现状——民众生活穷困，言论行动均不自由，屠杀隔三差五，拉壮丁充行伍时有发生，战争遗留的地雷遍布都是……

芥川深受震动，他摆脱官员陪同，独自走上街头记录现实的残酷，并渐渐与琴娘一家成为好友。与此同时，他通过政府部门的阮主任结识了风情万种然又悲伤难抑的酒吧老板娘，这两位均大有故事。曾亲历革命硝烟的阮主任，一身伤疤，饱受囹圄之苦，在新政权中虽谋得一席之地，但他对社会现状显然颇怀不满：“越南人民的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革命失败了。”这是一个在乱世中依旧清醒着的人，他在法国的求学经历与胡志明一致（且胡志明原也姓阮），但这么一位革命元老，目睹着国家走上与自己当初意愿相悖的道路，在影片末尾也被送入新经济区——改造反动分子之处。他在严酷的环境中仍保持着人情味，与老板娘的交往，对芥川有限制的保护，言称“所有搞艺术的，都是我同志。”或许也正是这种浪漫情怀，让他落入被改造的境地，因此对芥川说出“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放弃小资产阶级的滥情。”这般规劝。而揭发搞垮他的，无疑是嫉妒的情敌兼政治对手武同志，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成功站队成为明哲保身的最大考验，长江后浪斗败革命前辈，这样的情景是不是很熟悉？影射可谓明显。

老板娘的渊源故事并未展开，她的存在更多是一个符号指代和串联剧情的功能，由她引出的另一条线索——情人祖明，他所在的新经济区明显是一个关押“罪犯”之处，生存环境极差，每日被驱赶前去肉身排雷，每天都徘徊在死亡阵线上，一旦犯错被关禁闭，就会被囚禁在一个悬挂着的油桶之中，身心俱受到极大伤害，祖明与朋友阿成拼命攒钱想逃离这块恶魔之地。老板娘对他们的物质资助，一方面是出于爱与同情，一方面也是给予同样无望的自己一个茫茫人生目标——“如果你见到他，叫他别忘了纽奥尔良市的酒吧，我要一直干到七十岁。”怀揣着这样的微茫希望，她才能在孤独的煎熬中守望到天明。老板娘与芥川的对手戏不多，却是影片最触及人心的段落。老板娘倾诉着与祖明的梦想，托芥川转交钱款，并帮助搞到一张去新经济区的通行证。酒吧室内的大块红色，是她幽暗处境的外象标识。

祖明的辗转奔波与最终仍迎来屠杀一幕，保罗·范霍文的《黑皮书》与之甚为相似，同样是收取他人财物后杀人灭口、夺取财物，人性的黑暗与卑劣尽显，贪欲照见人类的鄙陋。与祖明的悲惨结局相比，琴娘和二弟算是幸运的，母亲在众人的羞辱中自尽后，芥川拼上所有家当争取到两张船票，却不料在上船前夕被巡查士兵发现，以悲壮的牺牲保全了姐弟的撤离，在远景中越来越小的着火身影照亮了水面上黑暗的天空，照亮了琴娘前行的路，虽然未来依旧不明，但逃出去，总是有光明的应许之地。

祖明与琴娘一失败、一成功的「投奔怒海」，从明暗两处、写实写意着力刻画自由到来的艰难险阻，充满酣畅的生命力，既是片中人物们的果敢舍离，也是创作者勇气的象征。80年代的香港，在已知回归的前提下，人心已浮动，逃离的主题一直持续到97前夕，许鞍华在彼时复杂的情形下（北京方面否定香港“分权”一说），竟然在海南岛拍了这么一部涌动着万千隐喻气象的影片，也算是时代的造化，想想这般幸运的“擦边球”，今日已不复重来。即使在2017年《明月几时有》中，许鞍华依然在绵延着她绵长的创作线，隐晦表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大时代之义，蝇营狗苟的万千生灵，终究会被卷入时代的浪潮，这些元素，我们在“投奔怒海”中一一俱见。以解放的军队入城长镜头开场，镜头掠过夹道欢迎的群众，逐渐升高，俯拍镜头中呈现熙攘远景，这个拍摄手法在本片中运用多次。

本片的卡司阵容于今日看来，算是大牌云集。副导演是许鞍华的弟子关锦鹏，监制是风华绝代的夏梦，出品方是夏梦创立的青鸟电影，影片名由金庸定下。主演林子祥（《今夜星光灿烂》）和缪骞人（《倾城之恋》《胡越的故事》）是许鞍华早年御用，饰演阮主任的奇梦石是内地演员，演技功力深厚，很多人（尤其是较为年长的影迷）对他在《上海滩绑票奇案》、《上海的早晨》中的经典角色念念不忘。

因为有大陆演员参演，制作方考虑到台湾方面会抵制影片的放映，因此原定“祖明”一角的周润发出于自身对台湾市场的规划而拒绝了，监制人夏梦找到了当时年方二十的刘德华。刘天王后来回忆说：“夏梦就坐在我面前，架着茶色的眼镜，和颜悦色地说「刘先生，很抱歉这么匆忙地找你，我们找你演的角色，坦白说，原本属于周润发的，但一开始接触他时，他就推了，我们不得不找第二个人代替」。”还是愣头青的刘德华很惊讶彼时如日中天的发哥为何会舍弃这个角色、提议由自己来演，当他明白发哥有“台湾市场”一说，而自己连“市场”门还没摸到，谈何失去？于是他听从发哥建议，贡献银幕处女演，并且在收工后因和林子祥一起唱K，而得到公认的唱功实力派林子祥的赞赏和鼓励，由此打开歌唱事业的大门，也算是额外的福利收获。

本片的编剧邱刚健作品斐然，荣誉等身，许鞍华的《胡越的故事》与《投奔怒海》、楚原的《爱奴》、谭家明的《烈火青春》以及关锦鹏的《女人心》、《地下情》、《胭脂扣》、《人在纽约》、《阮玲玉》均出自他的手笔，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常客。本片获得1500多万港元的票房，刷新当时文艺片票房纪录，且横扫第二届金像奖，荣膺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新演员、最佳美术指导，更兼有其他六项提名，可谓一时风头无两。然而，邱刚健对自己编剧的这部作品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认识：“那个剧本写了7万字，非常厚，但却是没有经历过政治动荡的人关在书房中写出来的，听了上百遍莫扎特的《安魂曲》。其实是完全天真的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描述和构架的剧本，所以作为编剧觉得自己还蛮职业的。”我们可以视之为自谦，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当时这些创作者们不无天真的理想主义，以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下，尚能开花生长的温良土壤，尚存“任性”发挥的自由语境，如今回望，真的令人唏嘘，不由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