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的记录

也许社会就是疯子的集合体，疯子聚在一起，互相争斗，互相仇视，互相谩骂，互相争夺，而他的整体作为一个集团，像细胞那样忽而散裂忽而又膨大起来，忽而膨大忽而又散裂开来，一天天这样继续下去。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吧。很可能在其中有个多少懂点道理、明辨是非的人，反而会变得碍眼，于是才造了疯人院，把他圈到里边去让他再也无法出来的吧。这样看来所谓幽闭在疯人院里的人倒是普通人，而在疯人院外边闹腾的人却是疯子。疯子在他是单个人的时候，会始终被人们当作疯子，但是成为一个团体，有了势力，说不定就成了健全人呢。大疯子滥用他的金钱力量和威力，指使那些小疯子胡作非为，人们反而称赞大疯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样的事例多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也弄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呀，简直弄不明白

还是再读读这封信吧

若以我律天地，则可一口吸尽西江水；若以天地律我，则我仅为陌生尘而已。须道：天地与我，究有什么关涉？……首次食海参者， 应敬佩其胆力，首次食河豚者，应尊重其勇气。食海参者乃亲鸾之 再来，食河豚者乃日莲之转世。至如先生，则只知醋腌干飘而已。食醋腌干飘而能为天下之士者，吾未之见也。 密友将卖汝以求荣，父母将私于汝，汝所爱之人，将弃汝而去。 富贵原难保，爵禄将一朝而失去。汝头中秘藏之学问也将生霉，汝何所恃乎？天地之间何所依凭乎？ 神？ 神无非为人痛苦之极捏造之土偶而已。人，无非为不得不排泄之粪便所凝结之臭皮囊而已。特不足特谓之求安，咄咄！醉汉漫弄胡言乱语，蹒跚走向坟场。油尽而灯自灭，宿业尽，则何物可遗？先生且坐吃茶！ 不以他人为人，则无所畏惧，不以他人为人者，愤激于此种不以 我为我之人世，则又当如何？正如权贵荣达之士得以不以人为人也。 至于当他人不以我为我之时，则怫然作色。任君作色可矣，混蛋！ 我之不以他人为人时，或人之不以我为我时，不平家则抽风式自 天而降。这种抽风式活动，名之日革命，革命并非不平家之所为，乃权贵荣达之士有意使之产生者也。在朝鲜，人参极多，先生为何而不 服用之？

《生者的记录》在发型上的惨败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是观众一开始蜂拥而至，看后认为作品没趣，觉得内容太晦涩了，观众人数随之减少的话，我还可以理解。但情况是从头一天起剧场就门可罗雀。如此不佳的反响，让人犹如陷入无边沼泽一般莫名恐慌。但同时，电影观众那本能般的犀利判断震撼得我禁不住打冷战。 如果是表现原子弹爆炸受难者惨状的电影题材，制作得好的话不是没有可能成功。但是取材于被原子弹的恐怖纠缠的男子的人生——这种根植于人类最非理性的东西，针对原子弹爆炸如何应对、思考、解决的哲学，制作电影的你们不可能解决——观众从一开始就看穿了电影在开拍前这个问题还未获解决，投以白眼，不予一瞥，彻底的漠视和拒绝。 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究其原因是企划的失误，及其造成的剧本的不完备。剧本失误最大的元凶在于取消编剧起稿，采用了‘一枪定稿’的创作方式。

如果谁先起个初稿，黑泽先生读罢便能察觉到制作这个作品徒劳无意义。

原子弹的恐怖——如果没有对爆炸的惨状的描画，就没法传达出真正的恐惧。仅通过台词和行动来体现恐怖，展开的剧情皆为说明，这必然是不可行的。

但，用电影来进行说教，观众是不会买账的。这是黑泽明的电影信条之一。如果是按企划这么拍，只是将观众无法理解的东西一厢情愿地硬塞给观众而已，照理说，黑泽明应该会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毫不犹豫地中止《生者的记录》的计划。

编剧写的初稿胎死腹中，这在电影界可谓家常便饭。但是，黑泽明亲自上阵，动员巨匠级编剧和新锐编剧各一员，花费了高额企划费用，在旅馆闭门创作。另一方面摄制组人员也是蓄势待发，因此剧本一完成就得定稿，剧本质量好坏已不是优先前提，总之必须要即刻动工拍摄。

但是，这个剧本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并非定稿，充其量不过是三个人写作的初稿。以往黑泽团队的第一稿需要针对企划进行反复推敲，对剧本重组变形使其更加深刻而有趣。初稿不过是为定稿作好全部准备的尝试和基础。但‘一枪定稿’的创作方式里完全没有了这一珍贵的尝试和基础——就不得不将前途莫测、尚有不少缺憾的初稿定为终稿。

更重要的是，编剧起稿的话，姑且抛开编剧的功力不去说，编剧至少要先钻研剧本的主题、故事、人物，完成构架和剧本必须的准备作业，才能创作第一稿。

但是在‘一枪定稿’的创作方式中，并没有明确编剧的分工。我觉得有些资料是必须的，就先拜托了制片人本木庄二郎，和物理学家、原子力学者武谷三子见面请教，并且接受了关于核分裂的原理、原子弹的结构构造、灾难的规模状态等详细情况的说明讲座，但关于最要紧的主题和故事却没作什么研究。相信黑泽先生和小国先生也都忽略了这些方面。

（电影杂志，或是其他相关的媒体报道，总是认为《生者的记录》的剧本是我起稿的。但我记得在媒体座谈等对谈场合曾说过，自己只是在写剧本前先行采访了武谷三子先生,而非先行起稿创作剧本。）

总之，我原本以为到了旅馆碰面会对于主题和故事进行集中讨论，因此打算商定好这些要素再动笔写稿的，可现实中我们来到舞子园后(黑泽明迟了两三天才到)，就只讨论了第一个场景从何起笔，便直接进入到剧本的创作过程了。

在旅馆的闭关创作，就像是相扑选手上了相扑台，后面就剩下胜负的较量了。而较量的策略方针，都必须在踏上相扑台之前就定好。换句话说，剧本需要素材和构思来搭建，而《生者的记录》是在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前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动稿的。无论如何，《生者的记录》票房失利是企划的失误和剧本内容的不完备造成的。而造成这个惨败的元凶，是暗藏了致命性缺陷的‘一枪定稿’的新剧本创作方式。这个事实，黑泽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桥本忍：《复眼的影像：我与黑泽明》，张嫣雯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5页。

初看时，我是无知的。全以为老先生对辐射的恐惧是那10年前扔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留下的后遗症。后来得知是氢弹，我才去查了资料。原来电影拍摄的那会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实验了一颗氢弹，还造成途经此处的日本船员的死亡。片中所出现的《死灰》的书写的正是这件事。所以，这不是一部社会寓言类的电影，而是对现实事件的描述。那么这是一部谈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吗？

随着故事的深入，我的神经被触碰了一下。老人后来集齐了全家人，其中有小老婆的孩子。女儿翻出相册来给同父异母的姐姐看。厂里的人一起出游，照片里的人非常快乐，包括小女儿。母亲忽然说，“那次真的很开心，当时我就想开心得过头了，会遭报应，之后一直战战兢兢的，现在看来果然应允了。”到这里，我感觉这在谈的是战争。虽然这种类比确实也有点疯狂，可我因为想起了好多相同题材的电影，比如《东京物语》，比如《血与骨》。对于大多数普通日本人来说，那次可怕的战争实际上是一次突然起来的大灾难。在美军的大轰炸和核弹爆炸前，历时几年的可怕战争中，日本普通人都还是过着很平凡的日子。正如电影里的人们一模一样，大家都在想要不要移民到新的殖民地去，那里听说有大把的机会。无论多少人被穿上军装送出去，战争的气氛主要还是欢乐的。报纸虽然充斥着各种战事，可大抵也就是不疼不痒的事件描述。不会有大屠杀，不会有败亡，也不会有尸体。尤其是当日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的时候，整个日本欢声雷动，他们并不知道这后来的大屠杀。（就像老母亲说的，照片里的那一天）所有人都觉得战争结束了，中国投降了，子弟兵可以回来了，平静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核爆前一天的长崎

直到某一天，火焰像太阳一样照耀天空，原子弹爆炸。人们才如梦初醒，日本战败了。所以，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无法理解战争，他们能理解的是辛辛苦苦的每一天，突然遭到了不幸。这种受害者观念植根于他们心中，朝日新闻在战后搞了一个大讨论，全国各地的人都想把自己的这种恐惧说出来。黑泽明把这种心理用这种方式重现了。

但我想问的是，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都干了什么吗？美军解放集中营的时候，要每一个德国人都去集中营搬运和埋葬尸体，让他们亲眼看看自己做了什么。这些人每天就生活在集中营附近，他们可以看到烟囱里烧尸体的黑烟和飘来的“死灰”可以闻到几万囚犯散发出来的恶臭。但是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这是集中营，直到美军强迫他们看到，而美军没有这么对日本人。

所以，日本是受害者。黑泽明没有像小津安二郎那样，给出一句悲悯的话：“生活还要继续”。也没有把重点落在我所说的战争中，他说的是反核，最后也要落在反核。是核弹造成了这一切，核弹会让人类毁灭，老人下楼梯退场，青年母亲和孩童上楼梯登场，希望下一代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什么错误？侵略别人，挑起战争？

还是不要核弹。

我希望我是对的，但很可能不是。

说黑泽明这部电影失手的原因估计是同情一个杞人忧天的老富豪。然而对于核辐射的恐惧并不是空穴来风说法。 如果说小津的东京物语如实反映了战后日本家庭关系瓦解的世态，那么活人的记录是难得的黑泽明对于整个战后社会关系解构的反思。解读角度非常多。三船敏郎老年妆的中岛喜一，既是一个封建家长的末代形象，也可以是末代实权天皇的化身。即无能判断形势却有无法质疑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 三船和志村乔在电车隧道里的对话音效太妙了，如瓮中般响亮，虽响却早已隔世。题外话，姜文一生恐怕都达不到三船敏郎的水准。 儿女们的反抗既是对权威质疑也是对他能力的质疑。东京家庭事务裁判所可以解读为民主法治对日式专制权威的直接侵入。 中岛的庶出子女和嫡出子女间微妙的竞争防备关系也是末代传统家庭的写照。女婿在家庭事务中边缘地位现在看也是老古董了。现在的日本"婿养子"继承财阀家业比比皆是，地位也今非昔比。 以上种种使得活人的记录影片是个充满矛盾和纠结的家庭是非剧。黑泽明虽然给中岛的同情很多，却也写出他不近人情之处。比如他自毁家业。就像昭和天皇带领国家陷入战争困局一样。权威初衷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把更多家庭拖入苦难。 所以我同意佐藤忠男的说法，生人的记录是黑泽明重要作品。黑泽明现实主义题材不多，论格局和深刻，此片当拔头筹。当然问题也非常明显，原爆题材不好拍，两年后1959年的阿伦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就切中痛点，讲原爆对个体社会和国家伤痛。而生人的记录跳过了伤痛的铺垫，直接谈对策无法引起共鸣。 电影中晚上十一点的东京还是那么热闹，人们还在工作，真是一个国力和国民都在蒸蒸日上的时代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