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30万华人在异国他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部反映印尼苏哈托时期930事件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尽管这30万华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旧是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

这是奥斯卡对中国的贡献，美籍导演的作品。 无论是在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都是制约正义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这股力量不复存在，正义便无立锥之地，或者正义也将沦为邪恶。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

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

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他恐惧了。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